这些“为什么”谁来回答？

    近日，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典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时隔14年后，推出第六版，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一时，“科普读物”与“科普创作”，成为抢眼的新闻热词。

    记者随机问了周围的朋友一个问题：“你能说出一个自己熟悉的科普读物书名吗？”回答几乎都是：“《十万个为什么》。”

    然而，记者接着问：“你还能再说出一个吗？”绝大部分人开始挠头：“还真说不上来。”

    事实上，国内科普创作不景气，科普作品缺乏精品、缺少读者的状况已非一日，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种种忧虑。“为什么很多科普读物不好看？”“为什么科普读物不能仅仅提供答案？”“为什么年轻科学家不愿做科普？”

    为了寻找这些《十万个为什么》中没有的答案，记者采访了多位院士专家，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问题1、为什么很多科普读物不好看？

    “国内的科普读物不受欢迎，是因为缺乏好的作品。”著名的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院士有个读一年级的孙子。褚院士留意到，小孙子平时看的电影和书，都是《钢铁侠》《奥特曼》这些舶来品，玩的游戏也是国外的。

    如今，身兼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的褚君浩，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看很多科学家的传记，还看爱因斯坦与英菲尔德合写的《物理学的进化》。“好的作品哪里来？需要有好的作者，没有好的作者怎么能有好的作品呢？作者要花时间去写，所以培养科普创作人才刻不容缓。现在我国严重缺乏好的，尤其是吸引人的科普作品。小孩子喜欢看，自然效果就好了。一部《后宫·甄嬛传》，有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它情节好、语言又好。我们的科普读物也应该出这样的好作品。”

    “科普并非低端的工作，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做，这件事一定要由一流的科学家来做！”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对记者说，“科普并非是给小朋友普及一般的常识，还应该反映最新的科学进展；一流的科学家能认识到最前沿的科技进展，由这些人来写科普文章最合适。”

    其实，84岁的汤钊猷院士在这方面一直是身体力行的。从50年代开始，汤钊猷一直在写科普作品，60年代初写了一本三十万字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只是这本书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出版，15年后才面世。还有《肝癌漫话》《征战癌王》，以及前年的《院士抗癌新视点——消灭与改造并举》，都是凝聚了汤钊猷心血的科普好书。

问题2、为什么科普读物不能仅仅提供答案？

    “科普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品德！”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院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所谓传道授业，授业是讲授知识、普及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传道。传什么道呢？就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十万个为什么》好在哪里？就是鼓励青年人问为什么，鼓励青年人追求真理，鼓励青年人用科学思维方式来探索。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其实你给学生讲课就是科普，就是把你掌握的科学知识，系统地、深入浅出地让学生掌握，这里面包括思维方式以及验证手段。所以科普不能简单地只是告知科学知识。为什么科学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品德也非常重要。”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陈佳洱向记者提到了两位科学大家：“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一个科学家的品格对一个时代的影响，超过他才智方面的影响。真、善、美都是科学家应具备的品格。培养品格，是科普最重要的事！”

    上海市科协主席、著名的药学专家陈凯先院士认为，科普的一大功能就是要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对科学的好奇心，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可能对个人、家庭暂时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对培养一个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非常重要！”

    从写作《院士抗癌新视点——消灭与改造并举》中，汤钊猷悟出一个道理：“科普不仅要传递新的知识，还要传递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特别是辩证思维方面的思路，这样对读者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一点。”

问题3、为什么年轻科学家不愿做科普？

    现实中，科普工作鲜见年轻科学家的身影，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要让年轻科学家做科普很难。”陈佳洱分析道，“就拿学校来讲，每次发奖、评职称，不是看你对社会的科学发展作了多少贡献，而是简单地看一些量化的指标。不是把科学作为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了追求功利的东西。”

    陈佳洱举了个例子：“我到医院，一些大夫问我，是救死扶伤重要还是写论文重要？我说当然是救死扶伤重要了。大夫说我现在老看病，没空写论文，职称永远也上不去。”

    著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从自己的经历中，也体会到了科普环境的“不如意”。“973、863项目申请到课题经费，我说应该拿出1%、2%来做科普工作。比如嫦娥一号，拍几个光盘，把整个过程都讲清楚，但被告知这个项目就是研究，不包括科普，想科普，得自己另外找钱去。所以，现在科研一线的年轻科学家要想搞科普，难上加难，既没有激励机制，又没有经费支持，缺乏好的政策环境。”

    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院士是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分册的主编，在中国科协日前举行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现场，他坦言，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做科普不是根本的办法。“像《十万个为什么》，如果不是韩启德主席动员我们，还有这一品牌的吸引力，我恐怕还真没有时间做这个事。”

    周忠和认为，传播科学精神固然是科学家的责任，但和别的专家观点不同，他认为科学家仍应以科研为主，不能整天去搞科普。“现在各种评价由不得科学家做主。我们文化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很浓，很多时候对科学的理解与对技术的理解混为一谈。我们的科学家和媒体，应该多传播科学精神，多传播非功利的、非形式主义的精神，这恐怕比科普创作更重要。”

    采访中，记者获悉了两个科普的好消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徐延豪向记者介绍，关于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从去年开始，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动员了清华、北航、浙大等6所高校，开展科普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前已经成功培养出了150名硕士研究生。

    关于科普经费，徐延豪透露：“中国科协、科技部、财政部一直在研究，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增加科普任务重大课题，希望在今年年底能破题。像973项目、国家重大专项这样的课题，将来要增加科普任务，在计划书里写清楚，列入经费开支，最后还要验收。”（本报记者 胡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