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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8月20日 星期二

    这些“为什么”谁来回答?

    ——科普创作困境剖析

    《 光明日报 》( 2013年08月20日   06 版)
    一名学生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内看科普书籍。CFP

        近日,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典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时隔14年后,推出第六版,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一时,“科普读物”与“科普创作”,成为抢眼的新闻热词。

     

        记者随机问了周围的朋友一个问题:“你能说出一个自己熟悉的科普读物书名吗?”回答几乎都是:“《十万个为什么》。”

     

        然而,记者接着问:“你还能再说出一个吗?”绝大部分人开始挠头:“还真说不上来。”

     

        事实上,国内科普创作不景气,科普作品缺乏精品、缺少读者的状况已非一日,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种种忧虑。“为什么很多科普读物不好看?”“为什么科普读物不能仅仅提供答案?”“为什么年轻科学家不愿做科普?”

     

        为了寻找这些《十万个为什么》中没有的答案,记者采访了多位院士专家,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问题1、为什么很多科普读物不好看?

     

        “国内的科普读物不受欢迎,是因为缺乏好的作品。”著名的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院士有个读一年级的孙子。褚院士留意到,小孙子平时看的电影和书,都是《钢铁侠》《奥特曼》这些舶来品,玩的游戏也是国外的。

     

        如今,身兼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的褚君浩,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看很多科学家的传记,还看爱因斯坦与英菲尔德合写的《物理学的进化》。“好的作品哪里来?需要有好的作者,没有好的作者怎么能有好的作品呢?作者要花时间去写,所以培养科普创作人才刻不容缓。现在我国严重缺乏好的,尤其是吸引人的科普作品。小孩子喜欢看,自然效果就好了。一部《后宫·甄嬛传》,有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它情节好、语言又好。我们的科普读物也应该出这样的好作品。”

     

        “科普并非低端的工作,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做,这件事一定要由一流的科学家来做!”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对记者说,“科普并非是给小朋友普及一般的常识,还应该反映最新的科学进展;一流的科学家能认识到最前沿的科技进展,由这些人来写科普文章最合适。”

     

        其实,84岁的汤钊猷院士在这方面一直是身体力行的。从50年代开始,汤钊猷一直在写科普作品,60年代初写了一本三十万字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只是这本书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出版,15年后才面世。还有《肝癌漫话》《征战癌王》,以及前年的《院士抗癌新视点——消灭与改造并举》,都是凝聚了汤钊猷心血的科普好书。

     

    问题2、为什么科普读物不能仅仅提供答案?

     

        “科普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品德!”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院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所谓传道授业,授业是讲授知识、普及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传道。传什么道呢?就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十万个为什么》好在哪里?就是鼓励青年人问为什么,鼓励青年人追求真理,鼓励青年人用科学思维方式来探索。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其实你给学生讲课就是科普,就是把你掌握的科学知识,系统地、深入浅出地让学生掌握,这里面包括思维方式以及验证手段。所以科普不能简单地只是告知科学知识。为什么科学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品德也非常重要。”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陈佳洱向记者提到了两位科学大家:“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一个科学家的品格对一个时代的影响,超过他才智方面的影响。真、善、美都是科学家应具备的品格。培养品格,是科普最重要的事!”

     

        上海市科协主席、著名的药学专家陈凯先院士认为,科普的一大功能就是要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对科学的好奇心,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可能对个人、家庭暂时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对培养一个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非常重要!”

     

        从写作《院士抗癌新视点——消灭与改造并举》中,汤钊猷悟出一个道理:“科普不仅要传递新的知识,还要传递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特别是辩证思维方面的思路,这样对读者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一点。”

     

    问题3、为什么年轻科学家不愿做科普?

     

        现实中,科普工作鲜见年轻科学家的身影,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要让年轻科学家做科普很难。”陈佳洱分析道,“就拿学校来讲,每次发奖、评职称,不是看你对社会的科学发展作了多少贡献,而是简单地看一些量化的指标。不是把科学作为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了追求功利的东西。”

     

        陈佳洱举了个例子:“我到医院,一些大夫问我,是救死扶伤重要还是写论文重要?我说当然是救死扶伤重要了。大夫说我现在老看病,没空写论文,职称永远也上不去。”

     

        著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从自己的经历中,也体会到了科普环境的“不如意”。“973、863项目申请到课题经费,我说应该拿出1%、2%来做科普工作。比如嫦娥一号,拍几个光盘,把整个过程都讲清楚,但被告知这个项目就是研究,不包括科普,想科普,得自己另外找钱去。所以,现在科研一线的年轻科学家要想搞科普,难上加难,既没有激励机制,又没有经费支持,缺乏好的政策环境。”

     

        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院士是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分册的主编,在中国科协日前举行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现场,他坦言,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做科普不是根本的办法。“像《十万个为什么》,如果不是韩启德主席动员我们,还有这一品牌的吸引力,我恐怕还真没有时间做这个事。”

     

        周忠和认为,传播科学精神固然是科学家的责任,但和别的专家观点不同,他认为科学家仍应以科研为主,不能整天去搞科普。“现在各种评价由不得科学家做主。我们文化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很浓,很多时候对科学的理解与对技术的理解混为一谈。我们的科学家和媒体,应该多传播科学精神,多传播非功利的、非形式主义的精神,这恐怕比科普创作更重要。”

     

        采访中,记者获悉了两个科普的好消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徐延豪向记者介绍,关于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从去年开始,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动员了清华、北航、浙大等6所高校,开展科普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前已经成功培养出了150名硕士研究生。

     

        关于科普经费,徐延豪透露:“中国科协、科技部、财政部一直在研究,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增加科普任务重大课题,希望在今年年底能破题。像973项目、国家重大专项这样的课题,将来要增加科普任务,在计划书里写清楚,列入经费开支,最后还要验收。”(本报记者 胡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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