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不是厚古薄今

    “寻根”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也是影响遍及一切文化艺术领域的话题。其要点是如何认识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学习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投入现代人的文化创造。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根不深，则叶难茂。”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理论宣言。一时间，“寻根潮”涌动。

    时隔近30年，“文学寻根”依然是一个不断激起争论的话题，它牵涉到东西文化的比较，牵涉到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它又是一顶常常拿来给人戴上的“帽子”。但这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到底如何去寻文学的“根”？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刚刚推出《日夜书》的韩少功面对读者，再论“寻根与重建”。

我们的“根”在哪儿

    “文学从来不是团体赛，而是个人赛。但我们往往被合戴一顶帽子。”尽管一直以来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少功开篇坦言，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他说，上世纪80年代“寻根”的提出，是在两个背景下：一个是“大破四旧”，一个是“全盘西化”。不管是红色的前一种激进，还是白色的后一种激进，不管是以苏俄为背景，还是以欧美为背景，都代表了强势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输入和挤压，并且共享一个进步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历史逻辑，“在这个逻辑之下，文明没什么多样性，只有进步还是落后这一个标尺”。

    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根文学”一直面临着两种批评的声音。“到上世纪90年代，寻根文学一直是一个贬义词。”韩少功说，前一种批评来自正统主流语境。韩少功在演讲中吐露，不少文艺界前辈曾为此事和他“谈过心”。一位领导曾公开说：“寻根寻根，但是我们的根在哪儿呢？我们的根应该在延安嘛。怎么一寻根就寻到封建主义那里去了？这是找错了方向。”后者则来自民间的某些知识群体，还有文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寻根”就是当没落文化的“守灵人”和“辫子军”。

    对此，韩少功引用钱穆的话说道：“现在谈这事难免情绪化，只有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准大体接近的时候，再来谈文化或文明的比较，才可能平心静气一点，深思熟虑一点，平实、务实、理性一点。”在韩少功看来，“传统还是现代，中国还是西方”的争论延续至今，这些命题本身就是极大的误导，“文化重建重在实践过程，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都是我们创作的资源和动力。”

创造有“根”的艺术，而不是守成

    “我比较喜欢两位艺术家——王洛宾和杨丽萍。王洛宾是‘西部歌王’，深深扎根于西部丰富的民歌资源里面，这才长出了一棵艺术的大树。杨丽萍从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中汲取营养，提炼肢体语言和心理符号，也是有‘根’的艺术。他们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不是什么民族主义，恰好是特别现代和先锋的艺术，是‘西部风’和‘西南风’，也是中国的‘现代风’。”韩少功说。

    在他看来，“寻根”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也是影响遍及一切文化艺术领域的话题。其要点是如何认识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学习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投入现代人的文化创造。本土化往往是现代化所激化出来的，本土化又给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动力，使现代化本身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不断丰富和创造的过程。这样的现代化不是单质的，而是多重的和复数的。

    “寻根不是要建立博物馆，不是要厚古薄今，不是要守成。复制其他文明的想法也是一种守成，是换一个姓、换一个名，改一身皮、改一身血，去守人家的‘成’，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我们不能有懒惰的心态，去走捷径，因为文明是不可复制的。”韩少功强调。

    他说：“文化需要创造。创造者一定具有最包容和最谦虚的胸怀，不会出于某种情绪化的原因，对任何一种文化遗产给予忽视或蔑视。”（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本报通讯员 陈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