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精彩演讲，主编们深入交流，管理者与从业者共同探讨。
这是记者在7月30日至8月1日在京举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主编培训班”上看到的场景。谈到学术期刊的地位作用，这里有坚毅的眼神；谈到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这里有紧锁的眉头；谈到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术期刊的大力扶持，这里有舒展的微笑。而每一种表情的背后，显露的是对于我国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庄严承诺，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自觉担当。
学术期刊发展现状：“繁荣”背后问题多
拥有学术期刊6000多种，其中社科类学术期刊约2800种；每年发表数十万篇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是当前世界第一论文发表大国。
如果仅从数据来判断，我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似乎让人倍感振奋。作为学术创新的重要推手、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在推动学术繁荣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增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数量的繁荣掩盖不住潜藏的问题：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论文被收录入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在一些指标上甚至不如印度、韩国。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题为例，在中国知网能搜到8500多篇论文，但其中约7000篇引用率为零，足见我国学术论文和学术期刊影响力之弱。
“这种反差表明，数量庞大的学术期刊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实际上，我国学术期刊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作为一名在期刊界辛勤耕耘了30多年的期刊人，《江海学刊》社长兼总编韩璞庚对此洞若观火。他掰着手指向记者一一道出了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突出问题：办刊模式落后，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国际化水平低，全球组稿能力不强，不能形成富有声势的“中国声音”；一些学术期刊尤其是一些高校学报囿于门户壁垒，成为其主管单位的“自留地”，外人很难进入。
除此之外，本应在学风建设方面发挥示范引导作用的学术期刊，有时反而充当了不良学风的“帮凶”。《管理世界》编辑部主任尚增健向记者举例说，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偏好刊登以模型、图表、公式来论证常识性结论文章，让读者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助长了不良学风的蔓延。
“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导致学术公信力和学术交流能力的弱化甚至丧失。”《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剑表示，成功的学术期刊始终是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的，而且一定是某个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因为学者对这个学术期刊有着真诚的信任感和归依感。而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种种不足，使得学者与学术期刊的疏离已经苗头尽显且日趋严重，“这是非常危险的”。
影响期刊发展的原因：重压之下“行路难”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一些学术期刊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商品流通与价格机制、对外开放等问题，刊发了一大批立意高远、见解深刻的论文，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很多至今仍令人称道，广为传诵。
“这样的学术论文是时代的产物，是学术期刊对社会的重大贡献。”言及学术期刊的那段光辉历史，《哲学研究》常务副主编鉴传今不禁心生感慨，“反观现在，以哲学领域为例，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期刊编辑，很多人都缺乏一种现实感，仅仅关注‘哲学中的问题’，而放弃‘问题中的哲学’。很少考虑真正的学术问题及其在现实和思想进程中的实际影响，更不考虑社会效应。”这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所谓“纯学术”和“纯学术期刊”，必然因不接地气而失去生命力。
当然，仅仅将“板子”打在学术期刊身上，无疑有失公正，也不符合事实。“当前学术期刊存在的种种问题，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中国法学》主编张新宝告诉记者，外部原因和客观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甚至成为影响期刊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办刊经费为例，当前我国学术期刊行政经费普遍较少，有的一年只有三五万元。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发行量在3000册以下，难以吸引广告客户，使得60%～70%的社科类学术期刊不得不靠收取版面费创收，以维持正常运转。
如果说经费不足导致学术期刊“行路难”，那么，评价体系不科学同样使得学术期刊“难行路”。《学术月刊》常务副总编金福林分析，现有考评体系过于看重转载量或转载率，刊物越办越厚，缺乏长期的品牌建设战略与相应的综合评价体系，本应严谨科学的评价体系被简单化为影响因子、转载率、引用率。在这种情况下，一篇学术论文或某个学术观点是否原创、首发或有无价值，就退居其次了。这使得期刊之间互相转载引用以提高知名度成为期刊界“公开的秘密”。
简单、粗放的量化评价方式，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一家普通高校学报的转载率很可能远远高于“红学”界最好的期刊——《红楼梦学刊》。“依靠这种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学术期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术期刊的整体生态。”《人文杂志》总编杨立民对此给予批评。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发展的“助推器”
“请转告全国社科规划办，以后如需宣传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方面的信息，我们愿意在封二、封三无偿提供版面。”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主编培训班”后，《南开学报》主编姜胜利郑重承诺。
这样的承诺，是国家社科基金投入产出效益的一个具体体现。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工作才开展一年，成效初显。各大期刊接受资助后各扬所长，在充分找准自身特色和优长的基础上，着力开掘新的学术生长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图书馆学报》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经费，在委托第三方深入调研、委托同行专家严格评议的基础上，于去年主办了图书馆学优秀期刊评比，业界公认评比结果客观公正、令人信服，是历届评比最好的一次；《浙江大学学报》运用部分资助经费，在国内学术期刊界首开微博、微刊，90%以上论文被微评论、微转发、微下载，点对点向5000多名读者推送最新论文，扩大了期刊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学报朝精品化、高端化、数字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改革》杂志在接受资助后，刊发了62篇与中央重大决策直接相关的论文，内容涉及十八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更好地服务了党和政府决策。
充足的经费激发了十足的底气，一些期刊放宽视野，在国际学术领域开疆拓路。《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推出国际栏目11个，占年度栏目的44%；刊发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原创论文20篇，有些作者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首创中文学术期刊拥有全英文版权，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
如果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必然带来“硬件”方面的改善，那么，“由于资助本身是一种导向、一种评价、一种认可，其更能带来荣誉感、自信心等‘软件’方面的提升。”正因如此，所有受资助期刊都在封面醒目位置打上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字样。很多期刊主编反映，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影响，一些编辑的责任心明显增强，“大家生怕辜负了全国社科规划办的厚爱，生怕砸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牌子”。
“我不敢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能‘包治百病’，但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前学术期刊的一些突出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鉴传今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视为“期刊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认为它将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如其所言。以学风引导为例，全国社科规划办要求受资助期刊严格执行匿名审稿制、坚决杜绝收取“版面费”现象，一旦违规，将进行严厉惩处，使受资助期刊有进有出、有奖有罚。而将在今年9月开展的资助期刊年度考核工作中，全国社科规划办将摒弃单纯以量化指标评价学术期刊的做法，而是采用定量指标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抽查与自查相结合的方式，破除单一量化考评可能引发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着力推动学术期刊走上内涵式发展的宽广大道。（本报记者 张 雁 曲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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