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作家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职业。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有关——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而产生的身份错位和焦虑,常常会把人逼入绝境。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的写作也常常卡壳。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么一个问题:这些年我都写了些什么呢?“我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小库尔特如是说。其实,我连这些都做不到。我常常在夜里醒来,想到自己是一个作家,竟然靠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沾沾自喜,不禁心里一阵恐慌。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吗?如果没有,凭什么成为作家?巴尔扎克说,文学一定要站在思想的前沿,“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回观我们自己,即使有思想,那是什么样的思想呢?
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来看我,他们想把我的作品译介到德国去。外甥女婿的名字叫安,是个德国人,现在英国教书,找了个中国媳妇,是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不在这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反正不待在德国。
我问他中国作品在德国有没有市场,安说,市场永远都在。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我的小说集,“我读过你的几篇小说,不客气地说,有很多想当然的东西。”他笑了一下,“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估计大多数中国作家都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它们译介过去呢?”
“因为中国,这是惟一的理由。”他耸了耸肩。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现在地球村没人能绕过中国。
又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抛弃德国,他弯起一根指头点着自己的鼻子说:“为了自由。”然后又自言自语道:“我常常为人类感到悲哀,一个人,在他没有选择能力之前,像下雨一样落在一个国家,就要被这个国家所拥有,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像商品一样被打上这个国家的标签。先不讲国家爱不爱他,他得先爱这个国家,否则便会遭到谩骂甚至惩罚,简直连一只鸟儿的自由都没有!”他气愤得忘记了德国人的严谨,拿茶杯在桌子上磕得嘣嘣响。
是啊,谁不想过得更自由一点呢?也许在某些国家,当作家没有任何条件,只需要一心一意地,或者随心所欲地从事他所喜欢的一切。可是在我们这里不行,这也不是所谓管制的松紧问题,而是文化表情的差异。我们都太爱国了,国家这个词永远都比家大,比个人大。从积弱积贫的世纪走出来,我们更能体会到“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什么都看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看不透了。我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一方面对取得的进步沾沾自喜(它确实是可喜的,而且这种可喜对全人类都有意义),一方面又对庞大而又不知底细的未来忧心忡忡,不知路在何方,该何去何从。我们和这个老国一样沧桑,瞻前顾后地走在前无古人的路上,我们像是拓荒者,也像是赌徒似的冒险家。
有这种焦虑和迷茫的,又岂独作家?
那么,这个国家到底值不值得爱,值不值得为之奋斗呢?
我的父亲,十几岁闹革命,当了半辈子地方领导,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挨斗和检讨中度过的。他只相信官媒报道和上级精神。每当孩子们在他面前“传播小道消息”,都会遭到他的怒斥。父亲吃饱的时候感谢党,饿肚子的时候体恤党。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当匮乏之虞和恐惧之忧从身边消失之后,他整日愤世嫉俗,对什么都看不惯。我的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缝缝补补之中。生活困难时期,每天晚上我们半夜醒来还能看见她在油灯下纳鞋底、补缀旧衣服。现在她整天发愁旧衣服没地方倒腾,农村老家没人穿,即使给灾区捐衣服,也必须要崭新的。送给收破烂的,人家挑三拣四嘟嘟囔囔不愿要,还得给人家说一大堆好话。
我的女儿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网上,除了网购就是跟一帮小愤青骂骂咧咧地发牢骚。与我父亲相左,她从来不相信大道消息,专门找小道消息。我曾经告诉她,我6岁的时候因为划破一张毛主席像而与他姥爷一辈子反目成仇,视同陌路,她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说,那就是30多年前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她无法想象30多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我也没有能力写一部书,告诉她这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即使我能写出来,她也没工夫听我唠叨。她只想着自己满嘴跑火车。
有时候我也很惶惑,这个老国到底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答案肯定不好统一,毕竟角度和立场不同,这个叫作“价值观”的东西现在成了我们生活的坐标。是不是可以说,远不是那么好,但也远不是那么坏?过去,我们国家天天饿着肚子跳着脚跟人玩命,没人把我们当回事;现在基本不出手了,可谁都不能把中国夹在眼角。全球各国领导人的就职演说,如果没有谈到中国,那肯定是跑题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该安慰还是抱怨?
也许,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看见邻居的生活比咱好,咱不能把自己家的房梁拆了,门封了,搬到邻居家去蹭饭吃。如何把自己的家打理好,一点一滴地跟人家学着过日子,这才是正道儿。咱追着往前赶,可能有时候快点,有时候慢点,但只要不停下来,相信总有一天会赶上人家。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突然感到肩负的责任之重。(作者为小说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