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电视节目？

    文化有文化的规律，用发展经济的思维搞文化行不通。文化产品的核心是创造，创造就是对旧权威的反驳和突破。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创造为荣，以跟风附和为耻。

    周末无事，浏览电视，发现100多个电视频道中很多节目几乎完全雷同。终于悟到数字电视机顶盒纯属多余，有一根20年前的拉竿天线就够用了。

    前不久，有关部门对唱歌选秀节目发出约束令，很快，演讲节目又开始风行。时值暑假，《西游记》等老剧再度横扫荧屏。然后就是做饭栏目、看病栏目、收藏栏目和婆媳打架的电视剧……完了，没啥可看的了。就像北京人吃饭，头伏饺子二伏面，初一饺子初二面，反正横竖就这两样。

    《故事会》杂志的元老何承伟曾说，30年前，杂志几乎创刊一本火一本，为什么？“文革”造成的文化沙漠让那时的读者“给什么吃什么”，饥不择食。但这种现象永远不会再有了，在文化产品多样化的今天，没有创新就会缺乏生命力。

    文化产品的核心是创造，创造就是对旧权威的反驳和突破。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创造为荣，以跟风附和为耻。让“好声音”、辩论会、婆媳斗、“横店抗日”等雷同题材在电视荧屏扎堆出现，只能说明后来者纯属“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在一个收视高峰之后，用拷贝的方法期待下一个收视高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对精品的复制，受众也只能用“二，很二”来评价。

    文化有文化的规律。用发展经济的思维搞文化行不通。何承伟说，激励他一直在《故事会》干下去的，是文化大师钟敬文先生的一句话：“故事与人类的语言同在。”莫言获得诺奖后，也在不少场合强调：“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对文化传播多么重要。唯其重要而不易，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才有存在的必要，才有被尊重的必要。

    文化产品可以说是公众的刚性需求。在主流文化创作不够丰厚、不够多彩的时候，装模作样的“大师”、“神医”就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武林掌门”就来搅局，“给长城贴瓷砖，给珠峰装电梯”的妄想就要泛滥，偶像、狗血、“脱星”就大行其道，伪科学、假文化就将把整个社会置于亚健康状态。此时，文化领域管理者必须具有责任感、紧迫感，要深入其中搞好服务，而不是站在上面指手画脚。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看看每年制作出的电视节目有多少，而真正播出的有多少，就会发现其数据令人非常不乐观。如果我们再作一个统计，看看每年出版的图书有多少，而动销（卖出一本就算动销）的图书有多少，可能会发现这个数据同样令人不乐观。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陈益民说，“洛阳纸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纸书不会再有它曾经的辉煌。纸质图书的困境有其客观原因，但“以出版为目的”的大量文化垃圾和学术垃圾所起到的淹没作用在其中不可小视。电视会成为下一本纸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