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终结的历史（上）

    宋明远这是第7次来日本，祭奠父亲、被强掳至日本花冈并惨死在那里的劳工宋金德。明年就70岁了的宋明远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望父亲了，不过，这次他带了儿子来，儿子会接替他，去实现心愿。

花冈事件并不只是68年前的故事

    父亲，人人都有的那个亲人，始终是宋明远人生中的一个幻影，一辈子的痛。他这辈子没有见过父亲。1944年正月二十三父亲被强掳去日本，他三月初一来到世间。从他记事起，生活就是让人心酸的，是讨饭的路，是母亲的眼泪、母亲的坚忍。常常是他和哥哥分吃讨到的那口吃食，饥饿的母亲在一旁干咽着口水。

    苦苦撑巴着，一年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的死讯。母亲昏死过去，宋明远还不懂父亲的死意味着什么。

    “把孩子送人讨个活路吧。”面对别人的劝说，母亲的回答总是：“饿死，也在一起。他爹死在国外了，我不能把他送人。送人，对不起他死去的爹。”小明远听着这话长大成人。

    现在，儿子会接续他的奋斗，向日本政府讨说法，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

    与以往来花冈的遗属代表团不同，此次，赴花冈慰灵代表团的成员80%以上是年轻人。当年被强掳日本的近四万名中国劳工在世的已经很少，子辈们也正在老去，孙辈们成为斗争的主力。

    骆勐，是此次赴日本花冈慰灵遗属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曾外祖父是当年遇难劳工。在花冈河畔，骆勐重走前人受难之地，缅怀先烈，心中生出很多叹惋：“花冈惨案为中日人民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创伤。我的外曾祖母，在丈夫被强掳后，沦落在街头和两个孩子乞讨求生，于饥寒交迫中痛失一子。又在若干年后无奈收到客死他乡的丈夫的骨灰。但是，纵然有几代花冈人的全力抗争、无数华侨的爱国热情、日本友人们的无私支持，一甲子的时间匆匆过去，日本政府却始终没有正视历史责任，对日索赔问题的解决仍是遥遥无期。”

    在遗属们对平等、自由的热切期待与不懈努力下，花冈受害者团对鹿岛建设的诉讼于2000年11月达成和解。从而得以设立花冈基金，为花冈近千名受难者全体讨回公道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民间诉讼的进行开了先例，为进而全面解决中日战后遗留问题做出有益探索。

    但现实不容乐观。骆勐明白，花冈事件并不只是68年前的故事，而是仍然在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血淋淋鸿沟；作为年轻一代，他感到了自身使命的沉重：如何才能防止这一切再发生？如何才能真正地解决历史问题，迈向和平的未来？

和你们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先生说过：“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纵令是在战争时期，试问这样的事是人世间就应有的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只惭愧和悔恨，而且还要泣不成声了。”今天，在日本，抱有这样良知的日本人大有人在！

    一位风尘仆仆的老人走进大馆市政厅。“他就是町田忠昭。”同行的摄影师张国通告诉我。

    久闻了，町田忠昭。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花冈殉难者的遗骨送还祖国，日本青年町田在枣寺将400多位殉难者的遗骨送上了回家的列车。这位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知识分子，一生要和劳动者在一起，做“万年苦力”。笔谈时，他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万年苦力”几个字，那几个字，让我震撼，也让我和老人的心贴近。这样的人生选择，让他在84岁的时候，每周还要工作两天，在路边修补损坏的路面，以工资贴补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近18年间，花冈劳工和他们的遗属每次来花冈，町田忠昭都会来，陪劳工和他们的遗属走完全程。每次，他都是从东京坐火车往返，虽然辛苦，但费用低些，那是他要从生活费中列支的费用。问到老人何以要这样做，他的回答质朴却让人感动：“都近七十年了，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仍然不能正视历史，没有承担任何战争责任，这令我感到非常羞愧。我对中国人民感到非常的抱歉。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们在一起，团结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就像中国先贤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中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在花冈河畔，我与川口和子再次相遇。她介入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诉讼已经18年。1996年10月，支援花冈诉讼的一部分日本人组成了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后援团体，到山西太原、盂县进行调查。此时，31岁的川口正在北京大学访问学习，于是参与其中。两年后，她成为原告律师辩护团律师。“我不能拒绝她们的要求。”面对中国女性受害者，川口这样想。“如果日本企业、政府负责任，答应承担历史责任，我这个年纪的人，没有必要参与这样的事情。日本老一代没有承担责任，那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应该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受害者不可能忘记受害经过，加害者很容易忘记。加害人本人如果没有清算，加害人的后代只能继承战争责任，去解决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自己的律师工作之外，18年间，川口50多次往来于中日之间，先是代理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诉讼，后参与花冈、三菱劳工索赔诉讼。“18年，我一直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先是跟着前辈做，现在，他们有的离世，有的在老去，我们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日本学者田中宏、律师新美隆（已去世）、旅日华侨林伯耀、日本友人谷地田恒夫等加入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索赔诉讼后援队伍之中。

    他们的参与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奋斗，使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不再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