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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8月02日 星期五

    版纳往事

    张 长 《 光明日报 》( 2013年08月02日   14 版)
    钱为群/绘

        古稀之年,要问我这辈子最值得怀念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回答是:上个世纪的1956至1957年上半年。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最充实,最美丽,最安逸的日子!

     

        那时,我刚从省城的学校毕业分配到西双版纳勐养卫生所工作。勐养当时是十二版纳中的一个版纳(“西双”即傣语“十二”之意,“版纳”是行政单位),版纳政府建在公路一侧的小山坡上,靠近寨子的一座缅寺。过一条公路,就是卫生所、贸易小组、茶叶收购站什么的,全是茅草竹芭房。卫生所不错,是幢两层土坯墙茅草屋顶的房子,算是版纳机关中最好的。卫生所三个工作人员:助产士、一个初级卫生员和我。只开门诊。我是学历最高的“摩雅龙”(即傣语“大医生”),被安排住在楼上。楼下是门诊室、药房和女同志卧室。那时每个人的家当就一件行李,几件衣服。卧室是一床、一桌、一椅,尚未通电,配一盏煤油灯。走进去打开行李铺好床,找来几个纸药箱,把叠好的衣服放入纸箱塞在床下,几本书搁在桌子上,窗台上有点空隙,放洗漱用具和一套碗筷,这“家”就布置好了。并不觉得还缺少什么。一天两餐饭到版纳政府搭伙,余下的时间也无所谓上下班,什么时候有病人就什么时候看病,无病人就看书。要是有重病号就挂上药箱到寨子里出诊。每天每月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乏善可陈,单调无味,但我却感到非常满足。那时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尚未展开,没有人整你,因为是医生,还非常尊敬你。一个例子是公路边有个小餐馆,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在这里吃饭,生意火爆,炒猪肝回锅肉之类的菜肴去晚了就没有了,但只要我事先打个招呼,餐馆老板就会给留下一份送上门。要知道吃上炒猪肝、回锅肉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餐。

     

        但我的精神食粮却非常丰富。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36元,除留下15元作生活费外,几乎全订了书报,还汇款到北京邮购书店买书。当邮递员送书报来便是我一天最高兴的时刻!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在阅读中度过。很多中外经典名著,很多文坛新秀,比如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王蒙、丛维熙、邵燕祥、李国文、流沙河等等的作品都是那时读到的。

     

        除了读书外,露天电影是当时唯一的文化生活。巡回放映的电影队来了,人们会奔走相告。晚上,小广场上支起了银幕,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四乡八寨的乡亲们来了,像过节似的,女孩子们发髻上插着香花,男孩子们披着毯子,提着手电不断地照着姑娘们,姑娘们吃吃地笑着,不知何时就被红披毯裹去了。版纳机关的职工们难得看一场电影,便也拿着小板凳和乡亲们共娱共乐,直到电影散场,田野里飘起歌声,青年们就着月色,踏歌归去。这是边寨的节日。

     

        大多数没有电影的夜晚怎么过呢?读书。读到十一点后冲个凉,拿一管洞箫,星光月下静静地吹一曲《良宵》或《异乡寒夜曲》(此曲我至今不知何人所作亦从未听到过别的人演奏),一曲吹罢,夜风中静听天上的银河和远处的小河交相哗响,看一粒流星在如黑天鹅绒般的夜空中无声划过,然后入睡。午夜可以听到夜雾凝成的水滴哒哒地敲响芭蕉叶的声音。就这样,过完了一天二十四小时。

     

        也许是去出诊。就在附近村寨。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去的路上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只想快点为患者解除病痛。那时西双版纳最常见的疾病就是疟疾以及一般的肠胃病,故而常常手到病除,给病人打了针、开了药之后就很自信地往回走。救死扶伤,得其所哉,这时的心情会非常好!常在夕阳西下时情不自禁地要唱一首苏联歌,也许是《小路》,也许是《田野静悄悄》:

     

        静静的田野里,没有声音。只有抑郁的歌声,在远处荡漾……

     

        这首本应是在白桦树、大草原和东正教堂上空荡漾的俄罗斯民歌,此时却在印度菩提、缅寺和竹楼村寨之间飘扬,感觉上是怪怪的。特别是当晚归的傣族姑娘用娓娓如诉的歌声应答时,那奇特的时空搭配,我至今想起来声犹在耳。

     

        那唱歌的姑娘来到小河边,那里已聚集了晚归的男人女人们,他(她)们一律地要在小河里洗个澡然后才回寨子。姑娘们把筒裙拽在腋下,随着水深渐渐提到上面,最终如头巾般盘到头上。小伙则背对着女性脱了裤子,捂住下体跳进河里。男女同浴的天体浴场那时是那么平常,纯真而美好。劳动归来的这种享受无疑是一天中最惬意的。

     

        也有过节的时候。汉族的各种节日中秋节、春节什么的,也放假,卫生所里高兴了自己杀只鸡吃吃也就完了。倒是傣族的节日,宗教的节日或是傣族新年——泼水节,就非常热闹。常常是,天不亮寨子里的男人们就忙着杀猪宰牛,把肉按户平均分配。也不用称,就一张芭蕉叶摊在地上,一份份分。猪(牛)头脚,猪(牛)下水等等则在寨子边支起大汤锅熬成很浓的汤,直至肉骨分离,捞去骨头后,一大锅熬得发白的浓汤就这样作为米线的汤头,再配以各种热带香料,小米辣等等,其滋味无与伦比,享誉全国的云南过桥米线也相形见绌。那是我至今数十载再没有吃到过的人间至味。忆及那两年的愉快生活,寨子里节日中的这种大汤锅亦是我不能忘怀的。再伴以香醇的糯米酒和“赞哈”(傣族说唱诗人)即兴吟唱,那年月,群众的舒心日子和我的快乐生活交融到一起了。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是一天的某个时候,会发现卫生所的篱笆墙上挂着用芭蕉叶包裹着的什么。打开来,有时是鲜嫩的凉鸡,有时是让人馋涎欲滴的腌菜,有时是香茅烤小鱼,有时是一种叫“豪罗索”的傣族年糕……这些礼物也不知是谁送的,就那么静静地排在竹篱笆上。竹篱笆上爬满了盛开的茑萝,乡亲们的一片爱心就这样被花朵簇拥着,是那样的美丽而又感人。

     

        大自然的赐予也是那么慷慨。卫生所的外面有两株巨大的野芒果树,开花的时候,仿佛是巨大的花束插在门外,屋子里满屋飘香,果子成熟的季节,会引来一群群火焰似的太阳鸟,成熟的果子在鸟儿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中“笃”“笃”坠落,高兴了就到树下捡来吃。

     

        附近还有个水塘子,里面很多野生的鲶鱼。钓钩放下去不到三分钟就有鱼上钩,半小时能钓一小桶。有时候乡亲们也会送鸡来,于是星期天就“打牙祭”。自己弄黄焖鸡、鲶鱼汤。每次三个人都吃地非常痛快。这是很普通的菜肴,后来吃到过总觉得没那么爽口。

     

        生活在自然风光绮丽、物质生活无忧、精神世界充实的日子里,我觉得很满足。不满足的是读书。也是那时,我开始了我的业余文学创作。1957年我的处女作《傣寨速写》在重庆的刊物《红岩》发表后,我一发不可收拾,从此走上了至今仍在继续探索的文学道路。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条路就不是那么好走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舒心的日子不再。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我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漩涡中,直至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物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工资从参加工作时的36元提高到现在的数千元,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有各种家用电器、电脑手机……只要愿意,还可以周游世界。似乎什么都不缺了。但又觉得,失去了很多东西。

     

        先是生存环境。再也见不到那如糯米粉似的湿润清凉的雾,那如水洗过似的蓝天,那滴银的皎洁的明月,那静得似乎能听到银河流淌声音的夜晚,那仿佛触手可及的如钻石般的星星……还有小河边、田埂上的野菜,还有水塘里任意钓起的鱼,笃笃坠下的野芒果和不断滋润着心田的乡亲们的情谊……

     

        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住在一个城市的七楼上。它是昆明,是春城。虽然它的蓝天尚未全部消失,但偶然也能看出灰黑的霾的踪迹了。从早晨到深夜,终日响彻着汽车、高音喇叭、工地上的推土机等等交织成的城市噪音。桌椅上的灰尘一天不抹就是一层灰。火柴盒似的居室,一间一间,把人与人分隔开,特别是商品房,大家以邻为壑,自成一统,过道上、楼梯间、电梯里偶然相遇,鲜少打个招呼。出门走在街上,行人如过江之鲫,那么拥挤,却又感到那么孤独,一时间觉得自己是再难适应这种节奏快速、信息密集、人际关系复杂、热闹而又纷争的社会了。

     

        这种生活的巨大变化看来是社会发展、物质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是,是不是就必须要付出环境恶化和道德滑坡的代价?近日得知中石油要在春城附近建个大型炼油厂,想到未来的昆明更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不禁回忆起当年西双版纳那生态和心态都异常纯净的日子。但我敢肯定,今天即使再回到西双版纳,肯定也不是以前那样了。

     

        我因之常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明静而又简单的往昔。

     

        张长 云南云龙人,白族,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空谷兰》、《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太阳树》等短篇、长篇小说曾四次获由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奖。现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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