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纳往事

    古稀之年，要问我这辈子最值得怀念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回答是：上个世纪的1956至1957年上半年。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最充实，最美丽，最安逸的日子！

    那时，我刚从省城的学校毕业分配到西双版纳勐养卫生所工作。勐养当时是十二版纳中的一个版纳（“西双”即傣语“十二”之意，“版纳”是行政单位），版纳政府建在公路一侧的小山坡上，靠近寨子的一座缅寺。过一条公路，就是卫生所、贸易小组、茶叶收购站什么的，全是茅草竹芭房。卫生所不错，是幢两层土坯墙茅草屋顶的房子，算是版纳机关中最好的。卫生所三个工作人员：助产士、一个初级卫生员和我。只开门诊。我是学历最高的“摩雅龙”（即傣语“大医生”），被安排住在楼上。楼下是门诊室、药房和女同志卧室。那时每个人的家当就一件行李，几件衣服。卧室是一床、一桌、一椅，尚未通电，配一盏煤油灯。走进去打开行李铺好床，找来几个纸药箱，把叠好的衣服放入纸箱塞在床下，几本书搁在桌子上，窗台上有点空隙，放洗漱用具和一套碗筷，这“家”就布置好了。并不觉得还缺少什么。一天两餐饭到版纳政府搭伙，余下的时间也无所谓上下班，什么时候有病人就什么时候看病，无病人就看书。要是有重病号就挂上药箱到寨子里出诊。每天每月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乏善可陈，单调无味，但我却感到非常满足。那时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尚未展开，没有人整你，因为是医生，还非常尊敬你。一个例子是公路边有个小餐馆，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在这里吃饭，生意火爆，炒猪肝回锅肉之类的菜肴去晚了就没有了，但只要我事先打个招呼，餐馆老板就会给留下一份送上门。要知道吃上炒猪肝、回锅肉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餐。

    但我的精神食粮却非常丰富。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36元，除留下15元作生活费外，几乎全订了书报，还汇款到北京邮购书店买书。当邮递员送书报来便是我一天最高兴的时刻！每天除了工作便是在阅读中度过。很多中外经典名著，很多文坛新秀，比如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王蒙、丛维熙、邵燕祥、李国文、流沙河等等的作品都是那时读到的。

    除了读书外，露天电影是当时唯一的文化生活。巡回放映的电影队来了，人们会奔走相告。晚上，小广场上支起了银幕，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四乡八寨的乡亲们来了，像过节似的，女孩子们发髻上插着香花，男孩子们披着毯子，提着手电不断地照着姑娘们，姑娘们吃吃地笑着，不知何时就被红披毯裹去了。版纳机关的职工们难得看一场电影，便也拿着小板凳和乡亲们共娱共乐，直到电影散场，田野里飘起歌声，青年们就着月色，踏歌归去。这是边寨的节日。

    大多数没有电影的夜晚怎么过呢？读书。读到十一点后冲个凉，拿一管洞箫，星光月下静静地吹一曲《良宵》或《异乡寒夜曲》（此曲我至今不知何人所作亦从未听到过别的人演奏），一曲吹罢，夜风中静听天上的银河和远处的小河交相哗响，看一粒流星在如黑天鹅绒般的夜空中无声划过，然后入睡。午夜可以听到夜雾凝成的水滴哒哒地敲响芭蕉叶的声音。就这样，过完了一天二十四小时。

    也许是去出诊。就在附近村寨。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去的路上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只想快点为患者解除病痛。那时西双版纳最常见的疾病就是疟疾以及一般的肠胃病，故而常常手到病除，给病人打了针、开了药之后就很自信地往回走。救死扶伤，得其所哉，这时的心情会非常好！常在夕阳西下时情不自禁地要唱一首苏联歌，也许是《小路》，也许是《田野静悄悄》：

    静静的田野里，没有声音。只有抑郁的歌声，在远处荡漾……

    这首本应是在白桦树、大草原和东正教堂上空荡漾的俄罗斯民歌，此时却在印度菩提、缅寺和竹楼村寨之间飘扬，感觉上是怪怪的。特别是当晚归的傣族姑娘用娓娓如诉的歌声应答时，那奇特的时空搭配，我至今想起来声犹在耳。

    那唱歌的姑娘来到小河边，那里已聚集了晚归的男人女人们，他（她）们一律地要在小河里洗个澡然后才回寨子。姑娘们把筒裙拽在腋下，随着水深渐渐提到上面，最终如头巾般盘到头上。小伙则背对着女性脱了裤子，捂住下体跳进河里。男女同浴的天体浴场那时是那么平常，纯真而美好。劳动归来的这种享受无疑是一天中最惬意的。

    也有过节的时候。汉族的各种节日中秋节、春节什么的，也放假，卫生所里高兴了自己杀只鸡吃吃也就完了。倒是傣族的节日，宗教的节日或是傣族新年——泼水节，就非常热闹。常常是，天不亮寨子里的男人们就忙着杀猪宰牛，把肉按户平均分配。也不用称，就一张芭蕉叶摊在地上，一份份分。猪（牛）头脚，猪（牛）下水等等则在寨子边支起大汤锅熬成很浓的汤，直至肉骨分离，捞去骨头后，一大锅熬得发白的浓汤就这样作为米线的汤头，再配以各种热带香料，小米辣等等，其滋味无与伦比，享誉全国的云南过桥米线也相形见绌。那是我至今数十载再没有吃到过的人间至味。忆及那两年的愉快生活，寨子里节日中的这种大汤锅亦是我不能忘怀的。再伴以香醇的糯米酒和“赞哈”（傣族说唱诗人）即兴吟唱，那年月，群众的舒心日子和我的快乐生活交融到一起了。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是一天的某个时候，会发现卫生所的篱笆墙上挂着用芭蕉叶包裹着的什么。打开来，有时是鲜嫩的凉鸡，有时是让人馋涎欲滴的腌菜，有时是香茅烤小鱼，有时是一种叫“豪罗索”的傣族年糕……这些礼物也不知是谁送的，就那么静静地排在竹篱笆上。竹篱笆上爬满了盛开的茑萝，乡亲们的一片爱心就这样被花朵簇拥着，是那样的美丽而又感人。

    大自然的赐予也是那么慷慨。卫生所的外面有两株巨大的野芒果树，开花的时候，仿佛是巨大的花束插在门外，屋子里满屋飘香，果子成熟的季节，会引来一群群火焰似的太阳鸟，成熟的果子在鸟儿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中“笃”“笃”坠落，高兴了就到树下捡来吃。

    附近还有个水塘子，里面很多野生的鲶鱼。钓钩放下去不到三分钟就有鱼上钩，半小时能钓一小桶。有时候乡亲们也会送鸡来，于是星期天就“打牙祭”。自己弄黄焖鸡、鲶鱼汤。每次三个人都吃地非常痛快。这是很普通的菜肴，后来吃到过总觉得没那么爽口。

    生活在自然风光绮丽、物质生活无忧、精神世界充实的日子里，我觉得很满足。不满足的是读书。也是那时，我开始了我的业余文学创作。1957年我的处女作《傣寨速写》在重庆的刊物《红岩》发表后，我一发不可收拾，从此走上了至今仍在继续探索的文学道路。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条路就不是那么好走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舒心的日子不再。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我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漩涡中，直至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物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工资从参加工作时的36元提高到现在的数千元，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有各种家用电器、电脑手机……只要愿意，还可以周游世界。似乎什么都不缺了。但又觉得，失去了很多东西。

    先是生存环境。再也见不到那如糯米粉似的湿润清凉的雾，那如水洗过似的蓝天，那滴银的皎洁的明月，那静得似乎能听到银河流淌声音的夜晚，那仿佛触手可及的如钻石般的星星……还有小河边、田埂上的野菜，还有水塘里任意钓起的鱼，笃笃坠下的野芒果和不断滋润着心田的乡亲们的情谊……

    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住在一个城市的七楼上。它是昆明，是春城。虽然它的蓝天尚未全部消失，但偶然也能看出灰黑的霾的踪迹了。从早晨到深夜，终日响彻着汽车、高音喇叭、工地上的推土机等等交织成的城市噪音。桌椅上的灰尘一天不抹就是一层灰。火柴盒似的居室，一间一间，把人与人分隔开，特别是商品房，大家以邻为壑，自成一统，过道上、楼梯间、电梯里偶然相遇，鲜少打个招呼。出门走在街上，行人如过江之鲫，那么拥挤，却又感到那么孤独，一时间觉得自己是再难适应这种节奏快速、信息密集、人际关系复杂、热闹而又纷争的社会了。

    这种生活的巨大变化看来是社会发展、物质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是，是不是就必须要付出环境恶化和道德滑坡的代价？近日得知中石油要在春城附近建个大型炼油厂，想到未来的昆明更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不禁回忆起当年西双版纳那生态和心态都异常纯净的日子。但我敢肯定，今天即使再回到西双版纳，肯定也不是以前那样了。

    我因之常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明静而又简单的往昔。

    张长 云南云龙人，白族，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空谷兰》、《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太阳树》等短篇、长篇小说曾四次获由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奖。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