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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以后，中国货币市场发生了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进入6月份，这些事件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被媒体称为“钱荒”的事件。一些国际机构和海外学者甚至将这些事件视为中国已发生（或将发生）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信号。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并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呢？
2013年的资金总量并不紧缺
2013年4月份以来，金融运行中的风险问题快速凸显。其中，尤以6月20日银行间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狂升事件和6月24日股市暴跌事件最为引人注目。在此背景下，不论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还是媒体，都蔓延着一种“钱荒”的气氛，似乎中国经济和金融已严重缺乏流动性了，并且情形还将加剧。
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是充足的。
从货币供应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并不缺乏资金。2013年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高于年初预计的全年13%的目标值；狭义货币（M1）余额3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于2012年同期的3.5%。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并无“钱荒”之虑。2013年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19万亿元，虽然比2012年同期多了424亿元，但比2013年4月少了5763亿元，这意味着5月以后新增资金总规模有着收紧之势。但2013年1月至5月社会融资规模为9.11万亿元，比2012年同期多3.12万亿元。
从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看，也无“钱荒”之忧。到6月底，全部存贷款金融机构备付金总额在1.5万亿元以上，是到期理财产品数额的2倍以上，足以应对这些理财产品的本息兑付。
贷款期限错配不容小觑
贷款期限错配，是指贷款中的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比例失衡的状况。从存贷款金融机构的角度说，贷款期限是否错配，首先需要看贷款期限与存款期限之间的配置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国金融运行中有着“吸短贷长”一说，即吸收的存款大部分属于短期资金，但经过期限调配后，放出的贷款以中长期资金为主。这在大量资金依然以存款方式进入存贷款金融机构、实体经济部门短期资金并不严重匮乏和央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面对货币市场头寸紧缺的条件下，多少尚可维持。因此，近20年来我国没有发生如“6·20”之类的现象。然而，进入2013年来，情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别银行可能出现短期头寸不足。在多年银行理财产品快速发展的基础上，2013年以来理财产品的规模有了加速发展的势头。相当规模的理财产品期限较短，这意味着存贷款金融机构资金头寸在满足存款兑付之外，又多了一个理财产品的到期兑付问题。由此，埋下了备付金不足以支付存款兑付和理财产品兑付双重需要的风险。
第二，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对比2013年前5个月与2012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新增贷款总额没有减少的条件下，贷款结构有了实质性改变，即短期贷款大幅减少、中长期贷款大幅增加。
第三，货币政策不再“随行就市”。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人民银行也有着适当控制公开市场操作、放缓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意向。但有些存贷款金融机构未能充分理解这一精神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取向变化，由此引致“6·20”事件的发生。
第四，“现金为王”的倾向加重。2013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下行程度超出了市场预期，同时诸多金融机构预期，在宏观调控政策不调整的情况下，GDP增长率还将继续下行。由于在GDP增长率下行过程中，金融不良资产的数量和比例都可能增加，流动性问题将加重，金融运作的风险也将由此增大，所以，不少存贷款金融机构都有着保留现金的倾向。对那些前期运作中已留下巨额兑付缺口的存贷款金融机构来说，通过货币市场机制同时解决存款和理财产品双重兑付所引致的流动性不足就更加困难。在“现金为王”倾向加重的条件下，资金总量的“大水库”可能分解成为各家存贷款金融机构的“小水池”，由此，蝴蝶效应的发生就有了传递机制。这是引致“6·20”事件发生的又一个成因。
金融体系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稳中求进”
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长期趋好”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需要继续贯彻落实“稳中求进”的总思路，即：既要保持经济增长率相对稳定，努力实现7.5%的预期目标，又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以求“进”。还要看到，我国经济正从高位增长的运行转向中速运行，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宏观经济的调控方还是微观主体（各类企业）或是金融部门，都有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其中发生一些摩擦性事件，不必大惊小怪，但需要密切关注。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笔者认为，在今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中，需要注意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确保7.5%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金融发展的状况，如果对经济增长持怀疑的态度，这种预期必然不利于经济和金融的健康运行。为此，一方面要加强预期的管理和引导，解释“稳中求进”的政策取向和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切实采取措施力保实现7.5%的增长率。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从金融角度看，体制机制改革并不仅限于减少审批制，也不限于已提出的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改革，更重要的还有三个方面：
其一，落实实体企业的金融权，变外部植入型金融为内在生长型金融。金融原生于实体经济部门，各项金融权属于实体企业的权利范畴。但30多年来，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和赶上国际水平的紧迫感，在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状况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一套将金融从实体经济外部植入其内部的金融体系。一个典型特征是，实体企业几乎没有直接从事金融活动的各项权利，一切都要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要发展内生型金融，一方面要确立金融根植于实体经济的理念，另一方面，必须按照《公司法》《票据法》等的规定，真正赋予实体企业金融权。
其二，扩大城乡居民的金融选择权。城乡居民是我国金融体系中资金供给的主要力量，但他们严重缺乏金融选择权，消费剩余资金只能以低利率的方式存入银行，我国金融长期来就建立在这种“吃”城乡居民低利率资金的基础上。要改变这种格局，最基本的就要让各类公司发行的债券直接面向城乡居民。这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推进银行业务转型的关键步骤。
其三，分离发行市场和上市交易市场，重整股市。股票发行市场与上市交易市场，在经济主体关系、定价机制、法律关系和运行格局等方面都有着根本性差别，将它们连为一体的操作是行政机制的产物，并非市场机制的客观要求。1990年以来，A股市场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主要表现在数量规模方面，今后要改变体制机制的状况，必须从分离发行市场和上市交易市场入手。
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预期的管理和引导，防范金融震荡的发生。首先，要加强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比如6月24日，人民银行发出了“金融机构要统筹兼顾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函件和随后几日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报拆借市场利率走势行情，都对引导市场预期和提升市场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人民银行应适时、适度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有针对性地灵活微调货币政策，积极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等创新工具组合，适时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平抑短期异常波动，避免偶发性事件蔓延为趋势性事件。最后，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货币市场本是短期资金的融资市场，以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我国的货币市场不仅成为金融机构为主的角逐市场（其中，70%以上的交易额在金融机构之间发生），而且成为金融机构牟利的市场，这是引致“6·20”事件发生的市场背景。下一阶段需要着力落实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到期日与这一时点的现金流匹配机制，落实人民银行6月24日函件的要求，防范由流动性紧缺引致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防范长短期贷款不匹配引致的金融风险。将短贷资金投入长用，不仅将引致企业间相互欠债的“三角债”，而且给银行的流动性改善带来严重困难。为此，一要划清短贷资金和中长期贷款的调控界限，尤其要在各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的背景下，限制短贷资金挪作长用；二要给长期投资的资金保障提供必要的市场渠道，扩大中长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放开对发债主体的行政限制，取消行政审批；三要弱化地方政府对相关企业资金使用的行政干预，通过财政体制改革，保障地方建设所需的中长期资金，解决融资平台债务高筑的状况；四要通过融资租赁等渠道，解决一部分中长期项目投资所需资金；五要通过股权投资机构展开长期股权投资，缓解企业长期资本不足的问题。
第五，稳慎展开国际经济活动。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防范短期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与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要灵活运用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机制，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幅度，同时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市场总趋势的相对稳定；运用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适时适当地应对外汇占款变化对国内流动性造成的影响；严格防范虚假贸易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打击相关的套汇套资和套利等违法行为；审慎对待海外资产并购，避免由于汇率或国际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引致的损失。（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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