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专家评论《南京大屠杀全史》

    编者按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大规模惨案，它严重践踏了国际法准则及人类基本道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编造种种谎言以混淆视听。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等一批历史学家，十多年来访问英、美、法、德、意、俄、日等国家，全面使用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国家大批第一手历史文献，以客观求实的研究，再现这一人类史上极为罕见的暴行真相。日前，11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全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本报今天特刊发一组专家对此书的评论。

 

揭示历史真相批驳日本右翼谬论

 

    战后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并编造种种谎言，欺骗日本人民，在国际上混淆视听。中国政府一直期望日本当局正视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维护中日友好和亚洲的和平稳定，可是成效甚微。时至今日，日本国内政治日益右倾化。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历史学者就已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他们从历史事实出发，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惟限于资料的不足，使研究工作还不够得力。

 

    2000年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组织下，国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积十年之功，编辑出版了72卷约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史料集》的出版，是一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学术工程。其内容涵盖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美、英、德、法、俄、意、西等国家的大批珍贵档案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其中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汇集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大量铁证，更为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史料。

 

    《南京大屠杀全史》即是《史料集》主要编纂成员立足于《史料集》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撰写而成的，其史料类型、史料内容涵盖之全面，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相关研究著述。该书共三卷约110万字，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日军在南京实施的三大暴行——大规模屠杀暴行、野蛮的性暴行、城市破坏与劫掠暴行，再现了国际社会与中外新闻媒体对日军暴行的反应及对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暴行的支持，揭示了日本控制南京的真相，全面深刻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张宪文）

 

严谨缜密的调查与统计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在东京、中国在南京分别组织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审判。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军民总数共30余万人。这两个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规模的量化认定，是与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缜密而严谨的调查统计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围绕南京大屠杀案，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和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三个专门机构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

 

    1.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采取普查方式，历时4个多月，获得大量日军南京暴行的人证、物证，内容涉及屠杀、伤害、奸淫、抢劫、破坏、强制服役等暴行类型，施暴人包含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经汇总后呈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为日后东京、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战犯，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基础。

 

    2.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仅给南京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也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成立于1945年12月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根据截至1946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即获得南京公私财产损失数据，计损失时价值国币231785358222元，折合调查时价值约二万亿元，汇报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工作提供了第一手的调查统计数据。惜因中国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变迁，该项工作未能继续展开。

 

    3.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为配合正在进行中的日本战犯审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还特别组织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除对前述两机构已调查的事实进行复查外，重点对沦陷滞留南京的市民进行个案调查，向两大军事法庭提交重大人证、物证案件2784件，成为审讯南京大屠杀案日本战犯的有力证据。

 

    4.遇难者的尸体掩埋

 

    南京大屠杀期间和之后的埋尸情况，直接关系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遇难人数的实证。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市约有一二十家慈善机构，开展了救济、施药、埋尸等慈善活动。剔除可能存在的重复或交叉情况，南京沦陷后，各级掩埋组织收埋遇难者尸体即达24.8万具以上。而且，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日军毁尸灭迹、抛尸入江等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情况。大量埋尸新旧史料的相互论证，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及其巨大规模，再一次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南京大屠杀悲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调查是国民政府在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人力、财力严重不足，大多数调查者完全是凭着抗战胜利后的激情在支撑，其调查结果虽基本反映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的真相，但并非日军南京暴行的全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姜良芹）

 

对安全区活动的创新诠释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中的重要内容。《南京大屠杀全史》以近8万字的篇幅论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设立、对难民的保护与救助，以及日军对安全区态度的变化，资料翔实、内容完整，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以为，该书对安全区的活动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诠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理性平实，回归历史的真实。自10多年前《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书出版以来，学术界对安全区活动的认识更加完整与准确，但同时在论述中也有溢美之词与拔高的现象。《全史》对此则作了较好的把握。如对于那些友好的西方人士毅然选择留在南京的动机，该书在肯定他们救助中国难民的善心的同时，也十分理性地承认：“他们虽然职业各不相同，但留下来最为重要的原因却是相同的，即希望通过救死扶伤等工作来传播基督教义。”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以期从心灵上来抚慰难民”。事实证明，如实地论述他们留在南京的真实动机，丝毫无损于他们仗义救助中国难民的英雄行为。

 

    二是公正客观，突显公平的原则。国际委员会开展救援活动，必须要同日本占领者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否则救援活动将无法开展。这种有限度的合作，一度招来了一些不公正的评论，似乎国际委员会也成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同谋。《全史》力排非议，明确指出，“国际委员会寻求同日军合作的努力，是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救济组织的正常需要，他们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试图最大限度地达到保护与救济无辜难民的目的”。这一论述，拨开了笼罩在国际委员会身上的迷雾，澄清了救助难民与谋求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笔者赞赏该书为坚持实事求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学术勇气。

 

    三是动态论述，把握事件的真相。学术界以往述及日军对待安全区的态度时，多强调其不予承认的一面，似乎非此即彼，要么完全承认安全区的存在，要么完全不承认安全区的存在。《全史》根据翔实的史料，从实际出发，对此作了动态的论述。该书认为，日军对于安全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南京沦陷初期，日军对安全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日军当局显然已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成南京城中唯一可以进行交涉的机构”。但是，日军当局从根本上与国际委员会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对国际委员会从反感、不满，发展到仇视、排挤，最后迫使其解散、关闭难民所。这一动态的论述，较为贴切、准确地诠释了国际委员会与日军当局之间那一段交织、复杂的关系，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总之，《全史》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活动的创新诠释，具有全新的理论高度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宅巍）

 

学术语境中的南京暴行研究

 

    学术研究重在创新，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要走向深入就必须不断创新。《南京大屠杀全史》正体现了这种学术创新精神。

 

    《全史》从加害者、受害者及第三方的多元视角全面论述日军的暴行，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进一步深化。例如，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分清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搜捕中国军人和疑似军人的青壮年男子的日军属于哪支部队，而《全史》对日军文献及官兵日记进行了细致梳理，指出在安全区内进行搜捕者为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十三联队。再如，日军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西部边界西康路以西的古林寺进行了集体屠杀，而以往的论著对这场屠杀鲜有提及。《全史》根据古林寺融通法师的回忆，留在南京的魏特琳、马吉、麦卡伦等西方人士的日记，以及日军步兵第七联队士兵井家又一的日记，详细论述了日军在古林寺的集体屠杀。运用多方史料对日军的屠杀加以相互印证，使《全史》对日军暴行的研究更加严谨、全面和翔实。

 

    《全史》拓展了学术研究视野。例如，对日军“慰安妇”的认识，《全史》首次明确指出：“慰安妇”是从日本角度而言的，而广大受害国妇女大多是被骗或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所谓日军“慰安妇”实际上是日军“性奴隶”。此外，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设立了许多“慰安所”，《全史》对这些“慰安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将日军在南京性暴行的研究加以延伸，全面论述了日军慰安所的类型、管理和运作，以及广大受害妇女的心灵创伤。再如，《全史》不仅全面论述了日军暴行，还详尽论述了中方、西方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反应，以及日本外交当局和军方高层的反应及应对，从而大大扩展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视野。

 

    《全史》以平实理性的学术语言探究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历史真相，而不是以简单的“口号”式批判来宣泄某种“情绪”。事实上，平实理性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揭开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从人类文明史和人性的高度看，它应当是全人类的灾难。学术语境中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既要求人们必须以理性的思考来认识这场人间悲剧，又要求人们超越个人情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入研究。只有从这一高度来认识这场人间悲剧，才能真正警示后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卫星）

 

法理视角下的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判决是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之一，正因为如此，日本总是有人竭力否定东京审判，并试图改变日本国民的“东京审判史观”。《全史》在新史料的基础上，以现代法治理念为基础，重新审视南京暴行审理过程及判决，并提出了以下新观点：

 

    一、“受害者对加害者”的审判。法庭成立的初期并没有印度和菲律宾的席位。1946年1月4日，印度政府强烈要求印度至少要派一名法官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理由是“居住在东南亚和缅甸领域的印度国民，无论是战俘还是平民，在日本侵略上述地区后是日本暴行的受害者”。后来菲律宾也提出了类似要求。

 

    开始美国担心法官太多会影响审判的效率，但在印度一再要求下，考虑到印度和菲律宾受害的事实及法庭种族的构成，上述两国最终得以参与审判。因此，东京审判与其说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不如说是“受害者对加害者的审判”。

 

    二、重视对南京暴行的审判。检方依据了“指挥官责任”的学说进行取证和起诉。这一学说不要求有上级（包括政府领导人）直接下达命令的犯罪证据，但检方必须证明三件事：一是战争犯罪是系统性或是普遍存在；二是被告了解其部队所犯暴行；三是被告有权力或是权威阻止这些暴行。就整个太平洋战争而言，从南京大屠杀到“巴丹死亡之旅”再到马尼拉大屠杀，实际存在着一个跨时间、跨地域的系统战争罪行，而南京大屠杀本是日本系列战争罪行的时间和逻辑起点，因此，南京暴行的审理在整个审判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有关南京暴行证据即使从今天眼光看也是完整、全面，具有压倒性的。

 

    三、重证据、重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总检察官基南指出，东京审判实际上是美国“整个司法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与被告一起接受审判”，因此，要“在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审判，这需要大量的艰苦工作”。国际检察局两次前往南京进行实地调查，会见数十名证人；发现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有关南京暴行的绝密电报；得到了记录暴行的美国大使馆的外交电报。从1946年7月25日威尔逊医生出庭作证到8月30日检方律师在法庭上摘要宣读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全面，并经受了辩护方律师的质证和审查。1947年11月24日，松井石根也出庭为自己辩护。之前，陆续有10位辩护方证人出庭为松井作证，他们大部分是前日军中高级军官。

 

    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的拘束”“最大可能采取和运用快捷、非技术性的程序”。但在辩护方律师的不懈的干预下，实际审判中，采证规则和审判程序得到了严格执行。这导致了漫长的审判，因而受到后人的诟病，但从法理视角看，这恰恰体现了审判的程序公正。

 

    四、印度法官并没有否定南京暴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夸大印度法官帕尔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情况是，尽管帕尔因宗教信仰的原因，对东京审判中的战犯处罚结果提出过异议，但他的“异议判决书”承认：“日本武装部队的成员对被占领土平民及战俘所犯下暴行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另外，“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是残暴的，这样的暴行在差不多3个星期内是非常惨烈的，并继续在总计6个星期中很严重”。这与日本右翼所称的“印度法官认为日本是无罪”的论调完全不符。正如日本学者牛村圭所说：“的确，帕尔试图……独立地审判日本。然而，正如他谴责日本战争犯罪所表明的那样，他远非支持日本。他决定表达他的观点是因为他热爱绝对真理，并非他赞成日本。”另外，庭长、法国法官、荷兰法官等也对具体问题提出了各自意见，这也恰恰说明了东京审判并非是一边倒和走过场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杨夏鸣）

 

日军统制下的市民生活及心理 

 

    日军侵占南京后，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大屠杀，一方面建立各种统制机构，企图笼络民心，抢掠资源，并以南京为基地，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南京市民“过着非人的生活”。

 

    1938年1月中旬，即日军占领南京一个月之后，躲在安全区的居民仍不敢回家，有的因为无家可归，有的害怕遭遇不测。到3月份，因日军实行物资统制，城内食物匮乏，许多人不得不依靠施粥，或借助于亲友的接济。另据调查，在郊区农村，每七户居民中就有一人被杀，在被杀的人中，男性的比例相当高，45岁以下者居多。农田里的麦苗有8%被日本士兵喂了牲口，江宁县和句容县的菜地损失了40%-50%。农民不敢轻易恢复生产，他们将有限的种子作为保命的食物秘密储藏起来，耕作问题被放在了次要地位，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去哪里弄些大米多活一天”。在郊区治安稍微安定后，许多农民回乡，看到房子、庄稼及农具被毁，又不得不返回城内，沿街乞讨，沦为衣食无着的流民。

 

    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市民处于极度恐惧之中。难民出行时，不仅要携带“良民证”，以备日军随时盘查，有的还佩戴太阳臂章，以减少抗日嫌疑。大部分青年妇女脸上抹满锅灰，穿着破旧臃肿的衣服，竭力将自己打扮得又脏又丑又老。1937年12月15日，拉贝记下了他看到的一个院子里的惨状：“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1937年12月17日，日军闯入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声称要搜查中国士兵，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日军占领初期，难民将生存希望寄托于二十几个西方人士身上。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老百姓看到西方人，都会称他们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人们改变了这一称呼，将魏特琳、拉贝等视为“救命菩萨”。1938年2月17日，魏特琳为拉贝举行告别茶会，当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时，两三千人跪在草坪上大哭，乞请拉贝留下。安全区解散之后，难民们只得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自谋职业，忍辱求生。

 

    面对日军的残酷暴行，南京市民的反抗一直未断。这些反抗，以妇女遭到侮辱时的抗争最为惨烈，其中既有被侮辱者的宁死不从，也有家人及亲友的拼死相助。在“自治委员会”成立后，许多市民呈文伪组织，要求惩办凶手，归还被抓的人员和被抢的财物。市民还对日军的政治经济统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如：南京的水电工人，“宁愿挨饿，也不愿接受日军的征召，到厂复工”；江南水泥厂被日军控制后，该厂留守职员不仅始终拒绝开工，还收容了许多难民。有一次，日军命市民去大行宫“欢迎”新来的日军，一位老人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振臂高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华民国万岁！”他面色悲愤而从容，死于日军的乱刀之下。以上这些反抗虽是个别的，无组织的，或是出于本能的，但它反映了南京市民敢于抗争、不怕牺牲的伟大民族精神。（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