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需要软实力

    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都逐渐意识到公众认知的重要性，软实力这个话题也随即受到了广泛关注。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长期过度依赖经济利益的外交逻辑来解决问题。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旧习似乎难以改变。例如，在《幸福了吗？》这本畅销书中，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的新闻记者白岩松就外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反应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书中写到，中国记者经常要回应外界关于“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很像那位接受BBC采访的中石化嘉宾。他说，为了打消外界的某些疑惑（中国是一个威胁），我们解释说：“东方睡狮醒了，但肯定不咬人，俺们和平发展！”然而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让人信服，对方常常反驳说：“你是说狮子不咬人，可问题是，我知道，狮子天然有咬人的能力啊！”

    多年以来，白岩松一直试图向他的西方同行解释为什么中国崛起不同于其他大国，他最终得出一条结论：

    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与感受，也就在注视中国的目光背后，注定长久停留。

    我们可能还得适应，有些人不喜欢中国，更多的人开始喜欢中国人民，但绝对所有的人都喜欢中国人民币。

    白岩松的辩护正好体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相互联系。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在解答或者确切地说纠正外界对中国的错误印象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不属于软实力，也不是向世界宣扬中国文化。相反，他借助的是中国硬实力，即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尽管他在书中主张开展跨文化对话，但他认为“情感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会让中国更受欢迎的说法似乎更不靠谱。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前372—前289年）很早就主张推行软实力（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仁者无敌”，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包括他国受压迫的人民）的拥戴。孟子还强调君主要重视自身德行修养，要靠非强制性手段使众人臣服。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由此可见，软实力理念在中国或者至少在中国哲学中向来都有体现。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认为，道德、法律和合作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国家关系的基础。人性本善，国家之间可以像共同体一样合作，而非各自为政、自私自利。总的来说，儒家学派主张一个国家应通过以身作则获得领导者地位，反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连中国的军事文化都着重强调外交斡旋而非军事对抗。

    在中国，“soft power”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其中，最接近西方对“soft power”的定义，也最经常使用的是“软实力”（字面意思是“soft strength”，暗示某人有展示这个实力的能力和手段）。然而，也有人使用“软权力”或“软力量”。权力意味着拥有做某事的威信或者权利，而力量则表示体力或者武力，两个词语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

    软实力的复兴得益于交际广泛的知识分子。王沪宁是最早研究国家软实力的学者之一，他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1993年，王沪宁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中引用了约瑟夫·奈的立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地追随……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权力。”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表示认同并发表言论称，中国有着以和为本的价值观和依靠德行赢得尊重的传统，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释放出巨大的吸引力。许多著作也明确指责，当今世界秩序是全球问题的罪魁祸首，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和谐理念是当今执政党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理念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是儒家学说的基石。《论语》中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中国执政党现在已经基本确定，软实力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各民族和谐共存的理念。《人民日报》英文版2006年的一期中写道：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中国如果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那么中国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事实上，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软实力”，它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对中国来说，软实力并不局限于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内施展软实力也同等重要。（摘自《中国软实力》，迈克尔·巴尔著，石竹芳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