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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7月22日 星期一

    借问庄子您是谁?

    《 光明日报 》( 2013年07月22日   05 版)
    杨义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
    《庄子》

        演讲人:杨 义  

     

        时间:2013年4月25日

      

        地点: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

     

    庄子的国族身份

     

        司马迁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

     

        上次在哈佛讲演“中国叙事学”,还与学者们交谈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这次主要讲演先秦诸子还原的问题。我每次出国,都带上一本耐读的书,在牛津、剑桥、哈佛,都带过《庄子》,读来读去,大概是书读得深了,读到文字背后去了,于是发现生命的呼唤,发现“庄子是谁?”这是一个两千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史记》庄子传交代:“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就是说司马迁只讲庄子是蒙地人,并没有因为蒙地在宋国,就说他是“宋人”。《史记》对于先秦诸子都交代他们的国族,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甚至连一笔提到的,“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唯独庄子没有提到他的国族,只说是“蒙人”,这是经过经典细读和对读后,发现明显的不同之处。司马迁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省去一个“宋”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当成“宋人”对待。那么庄子的国族归属是什么?庄子传结尾处讲了一个故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叙事的高手,他在庄子传结尾的这段补叙,是大有深意的,不可轻易放过。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还未得势。那时是黄老的天下,黄帝和老子,而不是老子和庄子,老庄的天下是魏晋,所以司马迁就把庄子传放到《老子韩非列传》的中间,作为一个附传。庄子是谁?司马迁没有深入考究。《史记》中记载庄子是蒙地的一个漆园吏,蒙地在宋国,现在的商丘北,漆园吏是一个地方作坊的记账先生——这不说得很清楚了吗?但我就要问一问,第一,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那么要同这样的对手辩论,也需要“学富五车”,什么学问都要知晓。比如作为中国最重要经典的“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然我们可以考证出孔子见老聃之时,尚未治《易》和《春秋》,但庄子把“六经”放在一起说,说明他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庄子》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累矣”。然而楚国那时是一流大国,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你说自己是干部子弟,或者联合国秘书长要请你任职,没有这回事,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身世寓言的底线,是人格的体现。因此有必要对庄子的身世寓言,进行生命痕迹的取证,透过幻象窥其底细。

     

        那么,庄子到底是谁?根据我的考证,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两次讲到,庄氏出于楚庄王,战国时有庄周,“著书号《庄子》”。郑樵遍读唐以前的书,广搜博引,写成《通志》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因此他说庄氏出于楚庄王,是有唐以前的牒谱文献为据的。当然,“庄”是一个美谥,春秋战国之时,以“庄”为谥号的国君有十几个,但庄氏的出处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别的,“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这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

     

        郑樵毕竟是南宋人,距离庄子已经千余年,对他的说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写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这是司马迁的大贡献,他把边远民族写进了我们的正史,以后的史书都有“四夷传”,要不我们的少数民族就缺少了基本的官方记载。《西南夷列传》里面记载了一个人,庄跷。庄跷是楚国镇守西部的一个将军,他带兵到了云南滇池,后来秦国将军白起占了巴郡和黔中郡之后,阻断了他的归路,就变成了滇王。司马迁写道:“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跷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跷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司马迁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与庄跷一样是楚庄王之后,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这一点跟《史记》庄子传中,称庄子为“蒙人”而不标示“宋”,结尾处补记楚威王派使者聘请庄子,在认证庄氏的国族上,是有着互动互补的潜在契合之处。二者又与《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链。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他将楚国的势力发展到靠近洛阳一带,在东周都城洛阳郊外搞阅兵仪式,问周鼎的小大轻重,征服北方几个小国。“问鼎中原”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朱熹说:“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有一种记载,“楚庄王灭陈为县,县之名自此始”,中国有县的建制,是楚庄王的一个创造。其实,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就有“初县之”的说法,这比楚庄王灭陈为县早90年。应该说中国之有县的建制,是秦、楚二国率先创造的。《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问教太子之法,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乐》”,“教之《语》”等等,这就从楚庄王开始形成了贵族教育的“申叔时传统”,推动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楚庄王的直系传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谥号作为姓氏。问题是从楚庄王到庄子,过了200多年,应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经是一个很疏远的贵族。

     

        既然庄子是楚庄王之后,为何会居留在宋国?考证这个问题,要从楚威王派人迎接庄子的材料入手。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庄子大概30岁左右,从这个时候往前推50年——要是过了100年或更长的时间就不用操心了,“新鬼大,旧鬼小”啊!——上推到40多年的时候,出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吴起变法。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开发了江南地,洞庭以南的地区,都成了楚国的疆域。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三代以上的贵族是不能世袭的,要去“上山下乡”,充实新开发的土地。这把那些老贵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这些贵族就造起反来,攻打吴起。吴起是军事家,孙、吴并称,他就跑到了灵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疏远的贵族大闹灵堂,乱箭射死了吴起,自然,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之后,灭了70多家。庄氏家族应该就是受到此事的株连而逃亡的。要是我们对战国的地理形势比较了解的话,宋、楚之间,是墨子弟子们的根据地。比如墨者巨子孟胜,与楚国阳城君相好。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为他守卫阳城封邑,自然也会将楚国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国。庄氏家族逃到宋国十几年之后,才生下了庄子。

     

        经过以上的国族认证和家族流亡的考证之后,前面提到的庄子身世的三大谜团就迎刃而解。庄子为什么无书不窥?因为他出身贵族,接受的是楚国富有传统的贵族家庭文化教育;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将相说话?因为楚王可能还会请他回去主事,楚国可是大国啊!在吴起之变40余年后,隔了两代国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远贵族的关系毕竟盘根错节,不断有人在楚威王耳边给这70个家族喊冤叫屈,呼吁落实政策,主张将他们的贤子弟迎聘回来,委以重任。楚王因此“闻庄子贤”,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庄子。濮水在楚、宋接壤之处,与庄子、惠施观鱼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动的阳城相离不远,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好像庄子对他们家族的流亡路线,还有几分留恋。

     

        朱熹对庄子的身世有着很好的直觉,他一眼就看出,“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熹没有做专门的考证,但他对先秦学术流派是一清二楚的。透彻的直觉,往往比含混的“博学”离真实更近。

     

    破解《庄子》的文化基因

     

        在庄子的笔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乡明,爷爷奶奶讲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最能拨动人的心弦

     

        一个人文学者不同于人事干部的地方,在于他破解庄子的家世,不只是为了填一份履历表,是为了更好地破解《庄子》书中的文化基因;而且通过破解《庄子》书中的文化基因,又可以反过来印证庄子的家族渊源。这就是知识发生学的研究,在循环论证中揭示庄子的真实生命。庄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惠施在魏国大梁为相,前后总共20多年。刚当上梁相的时候,有人造谣,说庄子要谋他的相位,所以惠施在大梁搜查庄子三天三夜。我们都知道庄子讲了一个猫头鹰和死老鼠的故事,猫头鹰叼着一只死老鼠,很宝贝,担心凤凰抢它的死老鼠。你看庄子是怎么讲的——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这和庄氏家族的迁徙路线是一致的。楚人崇拜凤凰,《山海经·南山经》是把凤皇、鹓雏并列为同类的。庄子以凤凰(鹓雏)自拟,暗示着楚国聘请我,我都没有回去,还会来谋你那个死老鼠的职位吗?惠施,你可是老朋友,你应该明白的啊!这就是庄子拿自己的身份经历,以寓言方式与惠施说话。

     

        甚至连《庄子·逍遥游》所说的鲲鹏展翅,“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也联系着楚人崇凤的原始信仰。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九说:“鲲化为鹏,《庄子》寓言耳。鹏即古凤字也。宋玉对楚王‘鸟有凤而鱼有鲲’,其言凤皇上击九千里,负青天而上,正祖述《庄子》之言也。”这就在楚人崇凤的信仰上,将《庄子·逍遥游》与宋玉《对楚王问》关联在一起了。文字学上“鹏”字与“凤”字、“风”字相似,甚至相通,也得到甲骨文和出土简帛文献的支持。

     

        《庄子》书又有浑沌信仰。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在中原之地认为这是四凶。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帝“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但在楚地,浑沌是三苗的祖先。庄子故事中,浑沌是中央之帝,倏和忽是南北之帝,觉得浑沌待他们很好,看到混沌没有七窍,便“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是楚人的信仰,倏和忽是楚国的方言,在先秦的书中,只有楚辞有倏忽。用楚国方言,写楚人的信仰,这蕴含着庄子刻骨铭心的乡愁。

     

        《庄子》书中写了十几个楚国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乡明,爷爷奶奶讲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最能拨动人的心弦。有一个故事叫“郢匠挥斤”,楚国首都的一个工匠,拿着一把大斧头,“运斤成风”,可以将你鼻梁尖上像苍蝇翅膀一样薄的白泥巴砍掉,这个匠人很是厉害,那个受斧头的人也很是厉害。第二个故事是汉阴抱瓮老人,汉阴就是汉水以南,有个老人不用桔槔,挖了一条隧道到地下打井水浇地。子贡就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这不是事半功倍吗?这个老人就讲,有机械就有机事,有机事就有机心。他不能用机械破坏自然的浑沌状态。孔子说这是浑沌氏之术。还有一个故事“痀偻承蜩”,就是驼背老人抓蝉。他说我的竹竿子上要能顶着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那十个蝉就能粘住五六个;要是能搁三个石头丸子在竹竿顶上掉不下来,那抓蝉时,十个里面能粘住八九个;要是能有五个石头丸子累在竹竿上不掉,那抓蝉就如探囊取物一样了。这是讲专心致志可以通天地之道,“与天为一”的神秘力量。苏东坡称赞吴道子画人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文天祥说:“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这些都是用了庄子所讲的楚人故事作比喻。这些楚人故事,证明庄子道术连通着楚人信仰。信仰的连通,是生命之根的连通。

     

    宋国蒙地与庄子的生命哲学

     

        庄子没有融入当时宋国社会中,当地人不接纳他。他小时候,在沼泽地里孤独游逛而没有伙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居留在宋国蒙地,但他似乎对宋国相当隔膜,甚至反感,他笔下的宋人都很笨,甚至有些卑劣。庄子经常嘲讽宋人,加上经常与宋人惠施辩论,嘲讽就更加尖刻。宋人是殷商的后代,总有一点经商的智慧吧,但是庄子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宋人拿着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国去卖,但越人是断发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买卖也不顾客户的需求,只能赔掉老本。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鹓雏以死鼠也。”用的就是《庄子》典故。

     

        《庄子》还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但是只能“世世以洴澼絖为事”。“洴澼絖”就是漂洗棉絮,大概是用了宋国的象声词方言,有点向辩论对手惠施调侃的意味。有客人想用百金购买他们的偏方,他们就聚族商量:“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数金。如今卖个方子,就可以拿到百金,不如成交了吧。”但那个客人拿着方子,游说吴王。越国来侵略,吴王就任命他当将军,冬天与越人水战,手不龟裂,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他当大官。庄子评议说:能够一样制造不龟手的药,有人靠它封官,有人不免于“洴澼絖”,是他们使用的方式存在着差异的缘故。

     

        其实,诸子都不太喜欢宋人。为什么?通览《左传》可以知道,宋国掌权的都是自己的公族,他们怕权力被游说之士夺走,因而不接受客卿。孔子经过宋国,受到宋司马桓魋伐树的威胁;孟子游历到宋,受到宋君不见的冷落。墨子阻止楚国对宋的入侵,归途过宋,守闾者不予接纳。庄子在宋国也只能当个芝麻大小的漆园吏,这么有才华的人,起码也应该在政府中成为管理图书、起草文件的大夫。秦国、楚国、齐国,都接纳客卿,宋国不接纳,诸子对它的保守姿态很反感,所以《孟子》的“拔苗助长”是宋人,《韩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

     

        庄子没有融入当时宋国社会中,当地人不接纳他。他小时候,在沼泽地里孤独游逛而没有伙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看见蜗牛的两个角,想象其中一个是触国,一个是蛮国,互相打仗,打了半个月,死了五万人云云——这是小孩子的想法。清人吴梅村有《满江红》词曰:“鹬蚌利名持壁垒,触蛮知勇分旗鼓。只庄周为蝶蝶为周,都忘语。”我想,孔子这么博学,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都不知道蜗牛有两个角,当时的博物学还没有那么发达。你要盯着蜗牛看很长时间,它才会伸出两个角来,只有小孩子有这份耐心。庄子还到集市看耍猴,欣赏着耍猴人给猴子分配橡栗,说朝三暮四,猴子就生气,说朝四暮三,猴子就高兴。还有“庖丁解牛”,一个屠夫像合着乐舞那样挥舞着出神入化的刀,两三刀就干脆利落地将一头牛杀倒了,只有小孩子看时才觉得震撼,大人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庄子凭借自然界的草木虫鱼和民间卓绝的技艺,引发他的神思妙想,书写着“诗化的哲学,哲学化的诗”。

     

        庄子的生命哲学,写得最独特的,一是关于死,二是关于梦。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这是楚人的风俗,即《明史·循吏列传》所说:“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此类记载在唐、宋、元朝的笔记,以及湖北等地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不少,现在南方还有这种风俗,可谓流风久远。按照“丧祭从先祖”的规矩,庄子在亡妻丧俗上,应请巫师和亲友击鼓歌舞。但他既穷请不起巫师,家族流亡异地请不来亲友,只好自己鼓盆而歌了。庄子的高明之处,是他能够从楚俗中,升华出哲理,“通天下一气耳”,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死者又回归自然。以此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生生死死,来去潇潇洒洒。

     

        先秦诸子写梦写得最好的是庄子,他写了11个梦。《老子》《孟子》没有“梦”字,《论语》有一次写到梦,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讲的是一个政治梦。《庄子》最有名的是“蝴蝶梦”:“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多悟鸟兽草木之灵。他用梦来思考生命的界限,“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人与鸟、鱼、蝶,孰真孰梦,梦与醒的界限在哪里?在边界朦胧中,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他写了一个生命与梦的春天,给人一种轻盈的美丽,与物为春,逢春化生。庄子作品的诗意,就来自这种几分惊奇、几分超逸,混合着几分楚人乡愁的记忆,令人神往,构筑着一个中国人可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以此角度解读《庄子》,我们就会体验到,一个破落流亡的楚国贵族后代在宋地作楚思的活生生的情境。我们考证庄子身世,进行文化还原,就是为了恢复这些经典本身应该具有的生命。还原诸子生命,既是对诸子的尊重,也是对研究者能力的尊重。中国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文化之根的资源,如果我们的解释是陈陈相因,或随波逐流,就很难提升与一个现代大国相称的思想原创能力和文化解释能力。

     

        (杨义 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文学地理学会通》等40余种,论文500余篇。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等19种69册。本文为2013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学的讲演。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入藏杨义著作5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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