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中国人喜欢论兴亡，西方人习惯说兴衰。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单一中心的政治系统，而非西方历史上常见的多中心式的国际体系。从文明来看，中国历史上当然发生过文明衰落的情况。但由于华夏文明是独大且一以贯之的，不存在竞争者，所以，中国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却不论“兴衰”。
与此相反，欧洲人在历史的观察中，看到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权力中心、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起伏大剧，自然产生出“兴衰”的历史智慧以及对衰落问题持久的忧惧。从吉本、孟德斯鸠、汤因比、斯宾格勒到保罗·肯尼迪，“兴衰”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但是近代以来，预言西方衰落的观点却大都没有应验。那么，处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成功预言西方文明的兴衰？王义桅的《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对此作出了新的探讨，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文明观。
欧洲确实面临着困境和抉择，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如王义桅所说的“三漫（慢）”，也有发展战略方面的，如王义桅所总结的“五化”（去军事化、去工业化、去技术化、去国家化、去宗教化）。但是欧洲仍然是世界文明的一块高地，与北美、东亚共同支撑着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形式、经济制度、政体类型以及文化模式。正反两面来看，我们究竟应该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欧洲文明观？
欧洲文明仍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参照物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面貌主要肇端于欧洲。从大里看，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世界政治体系，均发轫于欧洲。从小处着眼，我们的衣食住行、日常文化都受着欧洲文明的深远影响。笔者虽然从事欧洲研究，但并不赞成仅仅看到欧洲文明浪漫、进步、光明的一面，更倾向于从正反两面得出一个综合的形象。法国思想家莫兰（Edgar Morin）指出，“如果人们以为揭开了蒙在欧洲真正本源属性上的面纱，那其实同时也会遮蔽相反的也属于欧洲的特性”，“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欧洲的好，欧洲的坏，仍在影响着我们对今日世界的伦理判断，仍在考验着我们把握眼前生活的理性和智慧。
自近代之初中国文明衰老积弊而自踣，中国就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面临着与欧洲文明的对比。这个对比有时是悲剧性的，以往的游牧民族入侵和西方宗教的东传都是锦上添花，从未根本威胁到中国文明的自信，欧洲文明却造成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个对比有时是乐观的，每个时期都有人认为自己把准了欧洲文明的脉，因而也找到了中国问题的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要中国从根子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就可以重放异彩。于是每到紧要关头，政治和文化精英就不约而同地去欧洲寻找答案：从清末的师夷长技、模仿立宪，到民国期间国共两党积极学习欧洲的不同“主义”，从新中国初期的“超英赶美”，到上世纪80年代的“全盘西化”。欧洲仿佛是一堵墙，中国始因触墙而跌倒，却不得不经常扶着墙站起来。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高铁出事就看德国、食品卫生堪忧就问欧盟、北京雾霾严重就回顾雾都伦敦。因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高兴与否，我们对社会生活大多方面的看法，仍然是以欧洲文明为参照，尽管这个参照越来越隐藏到集体无意识的幕布之后。
如果想拆除欧洲文明这堵墙，不再受这堵墙的限制和威胁，前提是我们有不再跌倒的自信。当前的中国，在增长模式、创新机制、社会结构和治理能力等方面，虽然自信越来越强，但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提供知识，对于欧洲这样一个“老牌”现代文明，还未到轻言扬弃和超越的时候。中国的新自信不会凭空而来，应该珍视近百余年对欧洲文明反思咀嚼的成果。
欧洲是与中国一同探索未来人类文明的伙伴
中国文明理应对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仍然可以作为与中国携手探索的伙伴、互相参照的镜像和互有助益的资源。
中国极有可能是未来世界文明的孵化地之一，因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激荡在中国大地上，城乡关系、地区平衡、产业层级、社会结构都处在未完成的锻造状态，任何国家的现成经验都不能指导中国的尝试，而中国的成功将为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财产。
在这方面，能与中国并立者唯有欧洲。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实验室：多党制、两党制以及准一党独大制并立；议会制、总统制共存；右翼左翼轮番上台；四大社会政策模式互竞高下；前战胜国和战败国，核大国和中立国比肩；实体工业帝国和空心金融帝国竞雄；地区分离、民族主义和超国家观念争夺人心；社会、国家和超主权共同体激烈博弈。欧洲问题的复杂性和方案的开放性与中国相得益彰，而欧洲制度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又远在中国之上。因而，未来世界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和欧洲发酵，对中国和欧洲，我们都可引用狄更斯关于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那句话。这样的时代，是一切有创造力、有生命力文明的挑战，是幸事。欧洲的意义不只在于它是中国国际环境中的一极，更在于它正与中国一同进行的历史尝试。因而，不盲目否定、不轻言超越，抱着尊重和批判的态度认真地关注亚欧大陆西端的这个地区，对中国的自我认知和追梦求索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全球的视野去审视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去发现人类很多共同的价值点，这是重要的方面，这会为创造一个新的全球性文明奠定坚实基础。这和王义桅这本书最后提到的和谐、包容等观点，应该是相通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这个文明的历史，每个文明都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我们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承认每一种文明存在的意义和它的内涵。在笔者看来，欧洲文明虽崭露颓势，但其确曾辉煌，且其开创之范式因袭至今，因而其对人类文明仍有贡献的能力，所以，王义桅非常聪明地在“海殇”后加了一个问号，表现出开放性，这也是此书的价值之一：提出问题，不匆忙作断语，意在激发人们的思考。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欧洲观？国人确需要慎思。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