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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本土留学”有巨大的需求；
一方面，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处于教育逆差之中
这个夏天，位于宁波、苏州、上海的三所“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引起考生家长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全英文授课、教学，师资与国外高校接轨，学生收获的不仅有外语、能力、思维，还有国际视野……
“招生会人气爆棚啊！”由衷的感叹背后，透露出的是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欣欣向荣的现实。而在中国学生大军“走出去”与外国大学竞相被“请进来”的交错中，让人尤感迫切的还是对于国内高校的期待。“洋大学”究竟带给我们哪些灵感？正在加剧的“教育逆差”可否改变？
尊重 内在的风格？
刚刚过去的“空调风波”或许可以成为本土大学与“洋大学”不同思维角度的注脚。
在一所“洋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天，教室里的温度特别高，空调没开，老师刚走进教室扭头就走了。后来，得知此事的校长，不仅没有批评这位老师，还跟这位老师道歉。校长认为，主要责任是学校没有把教学条件服务好。
校长因为教育服务没做好给老师道歉,这对于公办大学来讲，是难以想象的事。像这种服务意识，是很多洋高校从国外取回的“真经”之一。
“一个学校里怎样体现出教师的地位，对教师的尊重，怎么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这是搞好教育最基本的东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坦言。
有些学校有很好的口号，但是仅仅是口号，没有变到行动中去，如果变到行动中必须要有一套体系和理念。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有自己的理解，大师和大楼在教育中间的地位在下降，真正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有没有新的教育理念，有没有教育平台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这是一个网络体系更加重要。
“有些专业最后选下来只剩下五六个学生，一个系的老师要陪着这五六个学生。如果从运行成本上考虑是绝对不能运行的，但是我们考虑到你既然承诺了，我们就要遵守承诺。育人模式更不用讲了，我们有三大目标体系、三个教育生态。我们有全过程监控、全过程评估。为了实现这个，我们有一个战略团队和支撑体系，保证这样一个体系得到有效的实现。”
所有的探索，在于使大学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将学生为了学分去学习，转变成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这个社会的责任而学习。”席酉民表示。但他指出，全世界的最好的大学现在依然使用的是上世纪管理学界最推崇的层级化的管理体系，包括国内最有名的大学。在企业界讲扁平化，越大的大学越没有扁平化、网络化，反而是更层级化。
个性 新鲜的血液？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在乎多办一所大学、多招一些大学生，而需要的是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需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的勇气。所以我们把目标定位为建成一所世界级、多元文化交融的大学。”看着学校的筹建、成长，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的副院长赵中建感慨良多。
在这里，他们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学时，就会为每一位学生指定一名学业导师，学生在选定专业后，将选择一名教授作为他的导师。秉承教研相长的大学传统，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资源，学生将会有一到三个学期在纽约大学位于世界各地的教学点选课学习，开拓自己的学习视野。
在上海纽约大学，学生一半是国内学生，一半是国际学生。师资队伍也比较特别，有40%的老师全部来自于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聘用的40%。上海纽约大学通过本身招的是40%，另外还有20%是其他学校的。在教育资源上，学生可以有一到三个学期在不同小区、教学点选课学习，至少一个学期是必需的，最多可以达到三个学期。而在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里则单列出了关于中国的两个模块。
“世界认可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大学”，这样定位在洋大学身上日渐明晰。
当发现原来所有的学校都在按照同样的步调在走的时候，当所有的学校都处于一个特别稳定的结构中，大格局永远变不了的时候，一股新鲜的血液进来了。
“觉得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秩序原来过于僵化这个秩序冲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王烽说。
直观的显现就是学生的去向。“他们90%人去全世界念研究生，比重是15%左右进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50%以上进全世界排名前一百，基本都是世界比较好的大学。”席酉民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从一般的孩子到不一般的世界公民。”
“99%毕业的学生如果都出国留学的话，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中国未来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合作办学将成为国外优质大学的预科学校，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理事张亚哲的话语让人思考，“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引入一个西方体制、西方内容，就值得让我们觉得欢喜雀跃呢？”
突破 能否改变“教育逆差”？
一方面，“本土留学”有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处于教育逆差之中。
“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促进对外开放。”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有资料显示，在全国经批准设定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1844个，其中本科及以上的机构只有46所，其中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仅5所，3所还正在筹建中。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所占比例很小，处于从属地位和边缘地位。
“去年出国留学人员是42.9万，到中国来留学的学生只有29万，而其中很多学生是我们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所以这个剪刀差是显而易见的。”北京理工大学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成铭一直关注这一现象。他认为，教育逆差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对我国教育发展不利。
如何减少这个教育贸易的逆差？杨成铭说：“我们在政策和法律导向上要鼓励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水平整体的提高和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来接受教育。”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同意见。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亚哲说：“中外合作办学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能完全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完善教育体制改革，难以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杨东平表示，对外开放肯定不是解决高等教育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的确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变革途径。例如，开放对香港地区的大学招生后，清华、北大的行为方式马上发生了改变。现在的“鲶鱼效应”没有充分体现，主要是“鲶鱼”还太少。如果我国境内的中外合办大学有50所（不足本科院校总数的5%）或更多，高等教育的格局与生态便将完全改变。(本报通讯员 杨眉眉 本报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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