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先知

    主持人语

 

    张尧学（中南大学校长）：我们的大学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一个熔炼我们的熔炉，帮助我们去掉杂质，留下精华。人活着，是一个过程，创新不要着急，首先要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价值观，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这要靠大学各方面的环境，来自于不同思想的碰撞，来自于不同角度的思考。孟泽教授有他自己的思想，有理性的逻辑、批评精神。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讲座中的一两句话。中南大学有三千多位教授，记住每位教授的一句话，等到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就记住了三千多句，这会在你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的漫漫长道中，无形地发挥作用。

 

    看待历史、看待生活，都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郭嵩焘作洋务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能理性地看待传统，不固执。与此同时，还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能与时代脱离，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希望通过“光明讲坛”这个平台，大家能够得到精神的享受。

 

    最初知道郭嵩焘，是差不多30年前，我正在读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里，收录了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我读下来，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

 

    2007年，湖南教育电视台开办“湖湘讲堂”，请我讲一个湖南的历史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此时我对郭嵩焘已经有较多了解，惊讶于他的见识，同情他的遭遇。我曾随电视台的编导去了郭嵩焘老家湘阴。与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视不同，郭嵩焘在湘阴几乎找不到“遗迹”。我跟当地的朋友讲，50年之后，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棠。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也喜欢左宗棠，多能耐的一个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诉诸位，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通过郭嵩焘，我们会看到，近代中国，也许有着不止一种可能的方向与命运，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成为晚清社会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焘的见识去调整自我、面对西方，会怎么样呢？这虽然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历史的现场，正是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的一种能力，也是不应该逃避的责任和使命。

 

郭嵩焘生平大概

 

    我先稍稍介绍一下郭嵩焘的生平。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焘临终前作《枕上诗》，说他们“笑谈都与圣贤邻”，当然就是要比肩圣贤。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已经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从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要求开放更多门户，要求使臣驻京。在无法得到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这样的思路显然无法对应英雄阔步的僧王，而且僧王还获得了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的最大胜利，举朝欢呼。对此，郭嵩焘似乎并不开心，曾国藩在来信中就奇怪他为什么对于备战欲言又止，对于胜仗“无动于衷”。接下来，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求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连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这种敷衍不过去的危机，让朝廷想起了在洋务上似乎有些办法的郭嵩焘。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郭嵩焘的性情

 

    让最高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或许是因为郭嵩焘在洋务上已经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参奏他“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家乡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讥讽，差点烧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显赫”的朝臣身份，让人对他的言动格外关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焘力求平和而其实无法掩饰的批判性的自我观照，让《使西纪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响异常强烈，好朋友王闿运认为他的文字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所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这是当时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议论，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光绪三年六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接下来，张佩纶奏参，不仅要求禁书，还要求撤回郭嵩焘。

 

    知道此事后，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地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无缘无故把“和”字当作罪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亡国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焘早已经听惯这种“爱国”言论。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对宋明士大夫“于天下大势懵然无所知”“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的放言高论，不以为然，譬如明末魏禧论岳飞“朱仙镇班师事”，他认为就“不足当有识者之一笑”，为此不惜专门著文辩论。

 

    以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郭嵩焘因此不仅可以从流行的议论中看出“厚诬古人，贻误后世”的历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实情，还原是非。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焘说，此“区区愚忱，不惜大声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愿与读书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没想到，苦心的“言”和“争”，“证”成的却是“有二心于英国”的苦果。

 

    事实上，郭嵩焘出使之前的言论，被指为“不容于尧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经触犯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郭嵩焘本人，就如同少年时被人评价的“猛兽鸷鸟”，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曾国藩说他“芬芳悱恻”，刘蓉说他 “天资粹美，荧澈无瑕”，他显然不是那种权势欲强、功利心重、可以屈己从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气质清洁、灵台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

 

    因为所思深远，富有洞察力，眼界和价值理想非一时一地的功利可以笼络，又因为敏感于忧患，忠诚于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时，难免生发议论，议论多批评，批评难免针对现实，于是容易让人以屈原、贾谊视之。一旦以屈、贾视之，在功利主义的官场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为“潜规则”的敌人。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得像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刘锡鸿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无以复加的尊崇，其实也在于郭嵩焘认为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因此，郭嵩焘的骄傲，正是一种基于思想观念上的骄傲，有着此种“先知”般思想观念的人，除非出落成为纯粹的哲学家、宗教家，否则，很难容忍周围的“蒙昧”。其实，郭嵩焘对于自己“勇于任事而轻于信人”、“嫉恶太深而立言太峻”以至“一事乖方便锥心自激”的“质性之隘”，所见分明，但是，因为关乎“是非”，关乎“家国大局”，他虽屡屡告诫自己，却无法“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圆通起来。

 

    再次，郭嵩焘的时代，在今天的反观中，最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所谓“作为”，只能局限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下，无法改变一次失败接着又一次失败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于郭嵩焘“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决于对他的“观念”的接受程度，这也是如何评价他的关键。

 

先知先觉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

 

    不得不承认，真正泄露了郭嵩焘的精神特质，彰显了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的，仍然要数他的三次出仕，特别是作为从他驻英法公使期间的表现，以及他在书信日记中的自我表白。从这里，也真正能够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刘锡鸿处心积虑劾奏郭嵩焘的所谓十大罪，在今天看来都是笑话，什么让小老婆学英语，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尤其亲昵”又“愤争如仇敌”，无非证明郭嵩焘心地开朗，对于西洋人与西洋文明并无先入为主的自卑和自负，而活着时被指目为“汉奸”，以至死后多年，义和拳兴起时，仍然有京官上奏要掘棺戮尸，这样的攻讦与侮辱，无非表明他生前身后的世界如何神智昏乱而已。

 

    按照我们在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他的“先知先觉”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

 

    甚至在见识上海“洋泾浜”之前，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这就是先知吗？是的。举个例子，1880年，在长沙，郭嵩焘参加的一个聚会上，民国后还被聘为国使馆总裁的王闿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曾几何时，中国文化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韩愈的文章，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而在郭嵩焘看来，即使上古时候，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这样的说法，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自然，这样的认识带来更多的是惊悚，而不是认同，对于洋人，人们“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商人、商业的。

 

    郭嵩焘认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国，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但在作为统治的文化里，“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所谓“无商不奸”。郭嵩焘对于商人的认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他们家曾经富裕，有一项营生就是借贷，他一定见识过商人的精明与慷慨，商人创业的勤勉与艰难，因此面对商人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而且，从出道开始，他就替曾国藩理财，尽管持身俭朴，律己严苛，但懂得流转的必要，懂得交换的好处，懂得钱能生钱的秘密。

 

    他意识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仅此一点，西洋之入中国，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出使之后，郭嵩焘更觉察到，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的权益，为商人提供便利。作为官员，郭嵩焘认为，通商造船，不能“官样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利未兴而害见焉”。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那么，对于当局者来说，重要的就是为商民提供保障与服务，而让郭嵩焘懊恼的现实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之反”，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

 

    一般认为，郭嵩焘与左宗棠的隔阂，主要是因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导致的，其实未必没有观念方面的原因。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主张成立一个类似“市舶司”的机构，管理海上商贸，允许商民参与贸易与制造，与洋人竞争逐利，他甚至有过动议，与洋人一起入股设厂，建造火轮船，派士绅主持，此事未及执行，便卸任还乡了。与此同时，左宗棠在福建却得到朝廷旨意，创办福建船政局，郭嵩焘眼睁睁看到官办的企业如何被洋人“欺侮愚玩”，如何靡费国帑而效率低下，直到马尾船厂在中法之战中化为灰烬，感叹自己的主意被搁置而左帅的方略得以执行，乃是“国家气运使然”。

 

    第三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

 

    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李鸿章一直欣赏他在办理洋务方面的才能，郭嵩焘在英国时，李鸿章极力维护保全他，郭嵩焘心知肚明，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在郭嵩焘看来，“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诗经》的话说，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国，“悬法律以束缚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两千余年”。他甚至质疑所谓“圣人之治”，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持的政治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的政治，这就是西洋立国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当然不同于秦“法”。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人心风俗，焕然一新，工商业的繁荣，顺理成章。

 

    但是，郭嵩焘同时意识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技术上讲，可以“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这样的“本末之辩”，证明郭嵩焘不仅较真，同时也务实。

 

    第四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

 

    虽然与刘锡鸿势不两立，但他不觉得刘锡鸿是他的对手，他说刘锡鸿“一诪张为幻的小人，何足与较？然其中消息绝大”。所谓绝大的“消息”指什么？显然，无非是刘锡鸿背后密不透风地把持着朝政左右着舆情的利益集团，无非是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

 

    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这么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作为先知，还体现在他的自我认知。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聪明人可以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觉得，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

 

    从英国返回后，郭嵩焘觉得自己把身边的世界都得罪了，他原本无意得罪的，但是，他毕竟珍惜自己由此得到的经验和见识，于是把“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者”编成了一本书，叫《罪言存略》，送给“一二至好”，一点名心，不能张扬，也无法压抑，心底的动力依然是希望“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自己“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他还写了两首小诗《戏书小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所有的骄傲与自信、苦闷与悲凉都写在这里了。他曾比较自己与曾国荃的处境，在曾国荃生日时写信戏言：沅浦（曾国荃）在山西履艰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泽披亿万生灵，自己骂名遍九洲四海；沅浦让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做人越来越谦抑，自己让湖南人民视为粪土而说话越来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过来，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曾经有人恭维他，认为他官至二品，朝廷将来按例会“赐谥立传”，郭嵩焘在《自叙》中说，此种“朝眷”，“自分不敢希冀”。

 

    他的遗嘱很有点“绝情”：“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如此痛苦而倔强的自我安排，证明郭嵩焘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个阶层的人无法不在乎的虚荣了。

 

    被称为粗人的曾国荃，曾经替朝廷惋惜，为郭嵩焘不平，他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