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更有质量和效益的新增长周期

充分挖掘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部因素

    回顾和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经历了四轮周期性的经济增长。第一轮是1978-1984年，年均增速是9.47%；第二轮是1984-1992年，年均增速是9.6%；第三轮是1992-2003年，年均增速是9.9%；第四轮是2003至今，截止到2011年，年均增速近10.3%。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速呈现出逐步企稳加速的增长态势。相对于第一轮、第二轮中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甚至在1981年、1989年、1990年出现了经济硬着陆，第三轮、第四轮的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甚至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创造了又好又快的增长态势。

    相比而言，前两轮都是在原有体制下进行的内部改革探索，最大的风险和冲击主要来自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冲击并不显著。第三轮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按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2002）教授的说法，在转型中，经济还必须继续运行，人们的各种需要还必须继续得到满足，这一困难可以与飞机飞行中拆换发动机相比。当时，全球充斥着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各种预言，但正是在体制转型的挑战中，中国经济第一次开创了年均增速9.8%以上的增长周期，显现了中国经济的自主性。第四轮增长周期则抵住了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甚至美债危机也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仰赖，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正在成为稳定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力量，2012年成为本轮增长周期的一个明显底部，但前三季度的平均增速仍然超过了1999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了我国低成本竞争的国际比较优势，但也使得转方式、调结构的难题愈发迫切。

    从四轮增长的周期性表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没改变，中国经济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左右这个战略机遇期的主导性因素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源自内部增长因素的充分调动和发挥。

人均GDP的快速倍增是我国新增长周期最为核心的战略机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中国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推动国内问题与矛盾的有效解决。目前，这个“势”就是中国前四轮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经济发展大趋势，即在持续经济增长基础上所表现出的中国人均GDP快速倍增态势。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从人均GDP约190美元（还有一种说法是230美元）的低点出发，2003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突破了1000美元，达到了109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2011年这一数据达到了5432美元。这表明，我国确实进入了国际发展经济学所谓的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快速倍增期，而且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这就是我国的发展机遇。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实现这一跨越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但如果考虑汇率的因素，这一跨越就极有可能在10年内完成。例如，日本从1973年的人均GDP近3000美元扩张到1982年的10080美元，只花费了9年时间。随后，日本人均GDP出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撼的倍增时期，在1982年到1995年的13年里实现了人均GDP从1万美元向4万美元的跨越，一度出现了人均GDP赶超美国的发展趋势，快速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有望实现人均GDP快速倍增的战略机遇期，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大发展、大跨越、大创新的宝贵时期。因此，十八大提出的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实现人均GDP快速倍增的态势来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和平发展、对内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就一定能够把人均GDP的快速倍增态势转化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战略机遇，在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战略指引下开创我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形成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

    随着我国快速向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跨越，学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难题。造成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移植，造成了内源经济发展的失控与严重的金融危机；第二，过度依赖既有的资源禀赋优势，缺乏自主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突破；第三，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严重的失衡，人均收入的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悬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这是我们筹划中国长远未来的信心所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被迫走了一条以廉价劳动力、初级产品出口、甚至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低成本发展道路，形成了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附加值的“三高三低型”发展模式。现在，有了30多年持续增长所形成的经济实力，我国已经到了以人力资本促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突破的时期，要从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向高技术含量的创新优势全面转型，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最大的警示意义，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慎重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与分配不公、收入过度悬殊等问题，使得战略机遇期的内部因素建立在平衡和谐的制度氛围之中，更加具有活力、张力和创造力。（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