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辨析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需要较高的主体自觉，但目前一些人思想上尚存疑虑，不利于这种自觉性的提高。这些疑虑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干预了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尚在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引领社会思潮？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只能借助软权力？这需要我们给予科学的解答。

一

    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干预了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这是一种关于引领必要性的疑虑。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局限性与不合理性，我们是任由其在精神运动的长河中被“自然”消解，还是主动地加以解决呢？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就对类似的问题进行过探讨。胡适认为，文化是有惰性的，我们只要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中西文化就会自然折中，所以“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而张岱年则在发表于1935年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对西化论者的自然折中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不应任文化在无意识中自然折中，而应认清趋势，进行“综合创造”，对其进行干预引导。

    反对思想“干预”的学者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干预是“人为”而不是“自然”。第二，干预是“外在的”而非“内生的”。

    社会思潮引领是一种自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人为”。但是，人为与自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肯定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运动可以脱离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事实上，离开人的自觉活动，根本不会有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样，精神运动有自身的逻辑，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否认、放弃精神领域中人的主动性。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物质实践中，也表现在精神活动中，离开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人为”，同样不会有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此外，我们也不能因为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包含有批判性的一面，就认为其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外在的”。如果把社会的精神运动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就不是对精神运动的“外在干预”，而是一种“内在生发”，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借助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内在固有机制、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精神运动要求的文化自觉。

二

    尚在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引领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关于引领可能性的疑虑。近年来，我们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核心价值体系表述的系统性、完备性与简约性仍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这一现状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制约——系统性不够，可能会造成价值排序的混乱；完备性不够，可能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与均衡性；简约性不够，则容易导致引领基本方向的不明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

    阿玛蒂亚森在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时提出，我们不一定非要先有对于“正义”的完美定义，然后才能促进社会正义。有些时候，对于实际生活给定的有限选择，我们虽然很难说出哪一选项是正义的，但却能够判定哪些选项是不正义或更不正义的。罗尔斯与阿玛蒂亚森对正义路径的探讨对社会思潮引领具有借鉴意义。社会思潮的引领路径可大略区分为二：其一，从价值体系出发，去发现社会思潮的局限性与不合理性；其二，从经验出发，在有限社会选择的比较中，发现社会思潮的局限性与不合理性。我们可以把前一种引领称为概念性引领，把后一种引领称为经验性引领。从强调概念的角度讲，第一种引领类似于罗尔斯的正义路径，从强调经验的角度讲，后一种引领类似于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路径。

    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并不仅仅是因为经验性引领的存在，而且是因为经验性引领与概念性引领不是完全隔绝的。经验性引领虽然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价值原则的系统概括、明晰表达，但这只是一定程度的独立。一方面，经验性引领中也包含着价值原则的运用，所以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一些价值原则的肯定、对价值体系的反思，无疑会推进经验性引领；另一方面，在经验性引领中，某些价值原则也会得到强调与凸显，这不仅对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有裨益，同时对概念性引领也是一种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一个“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对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概括凝练，同时又用其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承认二者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就会肯定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将二者割裂、隔绝，就会产生尚在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引领社会思潮的困惑。

三

    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只能借助软权力？这是一种关于引领方式的疑虑。社会思潮引领是一种精神性活动，这决定了它不应也不能是强制的。恩格斯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荀子认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思想的自主、意志的自由、情感的自得是社会思潮引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承认这种现实，并不是说我们在社会思潮引领中只能使用软权力。

    在社会思潮引领中，软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毋庸置疑，但从软权力的加强及社会思潮引领来看，下列任务的完成是必须的，而这些任务的完成，一定要借助软权力之外的其他社会权力。第一，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削弱引发、加剧社会思潮的现实基础。任何社会思潮都与社会存在，尤其是不合理的社会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消除，单靠软权力是难以实现的。第二，调动、组织人力物力资源，对社会思潮中存在的认识混乱与模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并通过相应的渠道对其进行澄清说明。这也是软权力难以做到的。第三，制定并监督执行各种有利于软权力形成的政策、制度、法律。软权力不是权威机构的必然附属物，它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成员对认知与评价活动广泛而有序的参与，这就需要政策、制度、法律的保障，这些保障是软权力无法提供的。软权力在社会思潮引领中的作用无疑要予以充分肯定，但如果因此而摒弃其他社会权力的使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限制。

    总之，提升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自觉，必须消除疑虑，澄清三方面的认识：第一，社会思潮引领不是对精神运动的“外在干预”，而是其“内在自觉”；第二，尚在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仍然能够发挥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第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既要运用软权力，也要借助其他社会权力。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