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困惑,难道写作真的只是为了超越生活,而不是进入生活?当我在生命的谷底接纳写作的治愈时,却一厢情愿地相信,写作是为了进入生活,是我进入生活内部,并得以窥见其中一切秘密的唯一门票。
文学是对各种事物想法的诗意延伸,更是尖锐的诘问,它像是锋利的匕首,令我们自欺欺人的话语面具彻底瓦解。当然,这不意味着文学是一种隐蔽的精神暴力,恰恰相反,它是一项极尽温柔的手艺。比如小说,其本质是作者孤独的故事。他自顾自地讲述着,尽管他讲到了阳光与海岸,但是他的脸、他的身体处在一片深藏不露的黑暗之中。叙述已经成了他生生不息的能量之源。一开始,他在讲述自己,后来,他或许是在代替别人讲述,再后来,也许他的讲述只是为了语言的呈现。当诗意通过叙事持续地抵达,开始在另一个心灵的深处款款流动的时候,不是他这个叙述者获得了成功,而是他置身的那片黑暗终于被短暂地照亮。
的确,通过写作,我们得以把自己的内心经验与丰富人性输入到另一个人身上,这种输入的量越多,写作的价值便越大,文学便传递出了某种思想。这种思想是隐蔽的,它应该像苹果的果核——虽然那是人们吃完果肉后丢弃的部分,但正因此,苹果的种子保存了下来,并可以再生,如此绵绵不绝。
文学当然需要灵感,但非仅仅需要灵感。尤其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只有当他的写作摆脱了灵感的那一天,才是进入到了文学最艰难的地方,才是触碰到了文学的核心。这其中的要义就在于对勤奋的推崇。一个作家不勤奋,他的表达终将有限;勤奋又不仅仅代表数量的多寡,更意味着让精神性的事物得以安全降落到地面上的那种努力。
文学是生命的容器,尽管这个容器很有限,但是,经由作品储存下来的那部分生命是最生动、最细腻的,是任何DNA技术也无法复制的,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所以,写作之道便是对生命的转移,是对光源的擦亮,是对不可知的探究,是对信仰的确认。与此同时,作家的形象也会随之流传下来,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智慧的博尔赫斯早就知道自己去世之后留给世界的形象,是他全部文学成就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双目失明的现代荷马。何以如此?一个作家终生写作,最终留给世界的却是一张并不英俊的脸,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边角料。就像我们谈起苏轼,常常会想起他烹饪的东坡肘子,仿佛这种肉香比起他的诗歌更令人缅怀。
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承载了生命的温度,我们会觉得:博尔赫斯多么无助,而苏轼是多么可爱。
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创造就是消灭死。”
(作者为80后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中篇小说《非法入住》、《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