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工作：要守住底线，也要量力而行

    记者：中央提出了“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民生工作思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改善民生方面，存在“欠债”。如何按照民生工作的总体思路，解决民生“欠债”，满足群众的美好期盼？

    唐任伍：近年来，我国民生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可否认，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在民生改善方面，存在“欠债”。补上这些“欠债”，避免“民生缺失陷阱”，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建立收入保障法，用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定居民收入增长比重与经济增长同步甚至略高，完善最低工资法。二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各类住房建设，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三是加快医疗保障建设，改革医疗卫生制度，均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发展包括农村医院在内的各个层次的医疗机构，切实实现病有所医、病有良医。四是加快建设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等，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中。五是加大转移支付的投入，在2015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六是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减少中低收入水平者的税痛感，同时尽快开征遗产税。

    其中，养老金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我国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峻，也面临着养老金短缺的问题，为实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我国社保资金缺口还将不断扩大。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制度亟待加快改革步伐。

    记者：我们改善民生的需求很迫切，但要真正实现民生改善目标需要“量力而行”。欧债危机充分暴露了“高福利制度模式”的隐忧。对此，您如何看？

    唐任伍：的确，我们要避免“高福利陷阱”，走渐进式改善民生之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安全网”。然而，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训来看，盲目追求超前民生的福利保障制度，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负担。目前严重困扰欧元区各国的高额债务中，一部分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是欧洲长期维系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保障开支。希腊、意大利、冰岛、爱尔兰等国家当前所遭遇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就是这种“高福利陷阱”的苦果。如欧盟中经济并不发达的希腊，人们一年干8个月活拿14个月工资，61岁退休拿90%的工资。

    经济发展与福利增进之间的失衡，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过于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过来阻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影响到民生。而且，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很大刚性，上调容易下调难，一旦在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产业结构调整时遇到财政支出水平上升的压力，极易引发局部甚至全社会动荡。欧债危机的这些教训，对中国来说很有启示意义。

    记者：您觉得未来我国民生发展应该遵循怎样的模式？

    唐任伍：在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的新形势下，整个社会对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期望值很高。再加上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政绩和所谓“口碑”，脱离客观实际唱高调，只顾当前不顾长远，使一部分人片面地认为“民生”就是收入高、住房面积大、看病不要钱、休闲时间多。显然，这误读了“解决民生”的科学内涵。民生不等于福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未必要发展福利主义。盲目追求超前福利，会“欲速则不达”。

    实现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核心理念。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不宜作为现阶段、短期内即要实现的社会保障政策目标。中国政府保障与改善民生，绝不能走政府大包大揽的大政府、高福利主义道路。拉美“福利赶超”模式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那就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超越民生发展的高福利，最终将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

    未来消解民生隐忧，开拓民生发展新路，应当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制衡”的行动框架。所谓多元制衡就是除了政府主导外，还应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自主调节作用，在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紧密合作，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等多元参与的民生发展格局。政府要通过政策鼓励或资金扶持等方式，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促成他们与政府广泛制衡和合作，共同应对民生发展中的问题。（本报记者 冯 蕾 邱 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