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主编《农民问题丛刊》

    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主编出版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这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宣传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研究中国近代农民问题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民问题丛刊》的编撰过程与具体内容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开展。为了促进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培训农运干部，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共产党人彭湃倡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于同年7月在广州开办。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等先后担任主任。至1925年底已举办五届，培训农运干部四百多名。

    1926年5月至9月，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当时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培训更多的农运干部，第六届农讲所扩大招生范围，共招收了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员。农讲所迁址到番禺学宫（孔庙），由周恩来、肖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学员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理论，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和开展革命斗争。

    在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期间，毛泽东除了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三门课程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专题外，还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指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并带领学员到韶州和海丰农村调查实习。他把学员按省组建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和民歌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根据家乡情况如实填写，最后形成各省农村的调查材料。毛泽东把当时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运的重要文献，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加以认真审订和修改，最后编成一套丛刊出版。

    丛刊为32开本，1926年9月起陆续出版，广州国光书店发行。原计划出版52种，因时间仓促和经费有限，最终只出版了26种。具体包括：（1）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2）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3）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4）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5）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6）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7）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8）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9）农民合作概论；（10）列宁与农民；（11）农民国际；（12）俄国农民与革命；（13）中国农民问题研究；（14）土地与农民；（15）苏俄之农业政策；（16）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17）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18）广东农民运动概述；（19）海丰农民运动报告；（20）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21）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22）中国的重要农产物；（23）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24）全国农业行政机关试验机关及教育机关；（25）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26）中国之农业生产问题。

二、《农民问题丛刊》的编撰目的与重要意义

    这套丛刊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以前研究农民问题资料匮乏的状况，为农讲所学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材料，而且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介绍农运经验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1.宣传革命思想。丛刊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并被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第8期全文转载。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还用事实说明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称赞海丰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所取得的大好形势，并对当时那些敌视农运的国民党右派以及忽视农运的党内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他号召大家到农民中间去，“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李大钊于1925年底撰写了《土地与农民》一文，并在《政治生活》杂志第62—67期上发表。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也编入丛刊。李大钊在文中通过对属于不同阶级农户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人口劳力、农具、收入租税额等的比较分析，批判了当时土地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出了“耕地农有”的革命口号，并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革命烈士谢文锦于1925年4月在《新青年》纪念列宁专号上发表的《列宁与农民》一文，是我党早期系统介绍列宁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也被选入丛刊。

    2.提供政策指导。丛刊中既有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阐述，也有政策、法规和决议之类的学习材料。丛刊第一篇文章，即是《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1924年8月，孙中山应邀在农讲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他要求学员毕业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为了扶持和促进农民运动的开展，先后两次发布《国民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强调国民党对于各地的农民运动，必须“根据主义，作切实之辅助与诚恳之指导”。鉴于《国民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和《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等政策文件、管理法规和会议决议等，对农民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将它们收录在丛刊中汇集出版。

    3.推广农运经验。广东是当时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农民运动开展较早，规模和影响也较大，毛泽东对广东农运的经验材料高度重视，并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序言中指出：“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部分。” 

    彭湃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先驱，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他把1923—1925年间领导农运的艰难历程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在《中国农民》月刊第1—5期连载，后被毛泽东编入丛刊。广东农运的另一位先驱周其鉴，曾领导了广宁、曲江和高要等地的农民运动和对敌斗争，并在第六届农讲所担任教员，主讲《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周其鉴把广宁农运的历史与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了《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被毛泽东编入丛刊出版，为农讲所学员和各地农运干部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和学习参考。

    4.提供知识信息。由于毛泽东编撰丛刊的主要目的，是为农讲所学员提供教材和参考资料，所以丛刊中还有不少介绍中外历史与国情、传播知识与信息方面的内容。其中，《中国的重要农产物》、《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和《中国之农业生产问题》等主要介绍中国的农业生产与改良方法、农村合作运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苏俄之农业政策》等主要介绍国外农民运动与农业生产管理知识，从而为学员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与世界的窗口。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村宣传史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