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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林毅夫
时间：5月25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成功的国家为什么都是出口导向的？成功的国家为什么是政府跟市场共同作用的？
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在现代经济学当中比较新的分支领域。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需要，就从现代经济学中分出了一个分支领域，叫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叫做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国力水平，就应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其前提则是要在产业上赶上发达国家，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的现代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发展那种现代化的大产业呢？当时认为是由于市场失灵，如果让市场配置资源，那样的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于是，结构主义建议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克服市场失灵，以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大产业。过去这种现代化制造业产品都是进口的，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在国内生产，不再进口了，这样的发展政策就是“进口替代战略”。结构主义想达到的目标是崇高的，其分析的逻辑也很严谨。但问题是，推行的结果普遍是在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快速增长后，经济就发生停滞，然后就是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于是就有了对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而产生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政府有很多干预，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整体的发展绩效很差。与此相反，当时的发达国家，政府干预比较少，市场的运作比较有效率。因此，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府失灵，没有建立起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于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就是要建立起那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经济效率，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其论述的逻辑也是严谨的。
为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时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一是私有化，产权必须明晰，政府只当裁判员，不能当运动员；二是要市场化，政府不应该干预价格的形成，价格的形成应该根据市场的供需状况而定；三是政府应该平衡预算，不能有财政赤字，如果有太多财政赤字，就会出现多发货币的情况，出现通货膨胀；四是要自由化，不要干预市场的行为，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这些政策好像都很有道理，一环扣一环，但结果如何呢？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推行结构主义的60年代到70年代低，而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则要高。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同样没有达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愿望，相反，差距还越来越大。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少数几个经济体是成功的，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共同的特色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那些传统的、小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微不足道的产业开始发展，出口那些产品，靠出口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这种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却获得了成功。
我们再来看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当时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很多学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如果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就应该以休克疗法，实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建议，把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一次性地全部消除掉，从计划经济的此岸跳到市场经济的彼岸。按照当时的看法，如果要分两三次跳的话，一定会跌倒。特别是中国所推行的渐进的双轨改革，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策略，因为这种转轨方式一方面继续给原来的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市场准入。不少人认为，政府的保护、补贴加放开市场的准入，将创造很多寻租的机会，很多的贪污腐败，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都是推行渐进双轨改革的经济体。值得一提的是推行这种渐进双轨制度转型的国家，最早的是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毛里求斯。其改革的方式就是中国后来所采取的方式，即一方面继续给过去的战略性产业保护性补贴；另一方面，在新建立的出口产品加工特区内实现全面的开放政策。在60年代初，世界银行曾请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米勒去给这个国家进行“诊断”，“诊断”结论是，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为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小，只有五十几万人口，而且孤悬印度洋中，距离任何主要市场都非常遥远；其次，经济学理论里面认为会让一个国家失败的所有因素它都有，譬如说种族矛盾、政府干预、单一的蔗糖出口产品等。但是，今天它是非洲最成功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样看来，最成功的改革策略反而是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这也说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正确地解释转型成功的现实。
上述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它们的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忽视市场的作用；或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忽视政府的作用。
我之所以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是希望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应该回答前面所讲的几个问题：成功的国家为什么都是出口导向的？成功的国家为什么是政府跟市场共同作用的？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快速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现象，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据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在18世纪以前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就只需要35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8世纪中叶出现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收入才得以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把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你就必须有比较好的硬的基础设施，才能将产品卖到广大的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随着交易的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参与交易的人变成互不相识的人了，合同就很重要了，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更加重要了，投资的规模和风险也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而变得越来越大，金融结构也必须改变，因此这些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制度结构——也必须跟着变迁。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的表现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它所反映的却是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上讲，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通常被称为要素禀赋。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不同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发达国家一般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点上面是给定的，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变化的。我就是从这里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的。任何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的结构则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就相对贵。这样，处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不一样了。
总之，要素禀赋与其结构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预算跟它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比较贵的国家在这个产业上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因此，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的产业都是根据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所谓“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就是要不断地推进新的产业与新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就是提高产业结构；如果产业结构提高了，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也必须跟着完善；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先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怎样才能够让每个劳动者有更多的资本可以用？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时点，充分利用当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去发展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会有竞争优势，能够占领最大可能的国内、国际市场，赚取最大可能的利润，创造最大可能的剩余来积累成资本，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也就会最高。有了最大可能的剩余，又有最大的积累意愿，资本的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等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了，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了，产业结构自然也就跟着需要升级了，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会需要跟着完善。
怎样让企业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时候，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这里就有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那就是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经济中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资本相对短缺，资本的价格必须相对贵；如果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必须相对高，这样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就会采用能够以相对便宜的要素去替代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进入能够多利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少利用相对昂贵要素的产业。具有这种特性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或都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原因。
如果市场如此重要，那为什么还要政府呢？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那么就必须在要素禀赋变化后，有先行者去采用新的符合要素禀赋特性的技术、进入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先行者实际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失败了他必须承担所有后果，而成功了别的企业会马上跟进，产生了竞争而不会有垄断利润。对先行者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好处是不对称的，他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就要给“先吃螃蟹的人”提供一定的激励，补偿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否则就不会有先吃螃蟹的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就不会出现。另外，先行者的成功和失败还决定于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两方面的完善都超乎先行企业的能力，政府还应该承担起一个协调不同企业在相关领域投资的任务。在结构变迁方面，仅靠企业自发的行为，通常失败会非常多，产业升级的速度就会非常慢，需要政府发挥了一个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对市场失灵原因的认识。在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之下，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的，这样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家是不会自发去投资这种在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亏本的产业的，只有在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时，这样的产业才能发展起来。所以，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为何不能自发发展起来的原因的误判。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所有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都会崩溃，出现大量的失业者和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也为了那些先进的企业——经常还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转型中国家的政府经常在取消了原来的保护、补贴以后，又引进了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比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这就是出现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形。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在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矫枉过正地对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一并反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智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把各种政府干预所形成的保护补贴都消除掉了，但是，30多年来没有新的产业的出现，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恶化，深陷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于解脱。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原来被认为是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路径所以成功提供了解释。这种转型方式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放开对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因势利导，使经济取得了动态的、可持续的增长，后者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不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了自生能力，后者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使少数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和员工的重新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当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各种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也就能够取消掉，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就能够顺利完成。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价值
基于这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知道，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发展的产业是什么，根据产业选择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遗憾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都遭遇失败的命运，因此导致现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很可能就会像智利那样30年没有任何新的产业出现，没有新的产业怎么发展经济？所以，不能说因为政府干预出现了失败的情形就不需要政府了。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这个产业处于国际的最低水平，具有竞争力，这种成本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来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以减低交易费用，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这个经济的竞争优势产业。但是，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如何甄别？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学到很多相关的经验。
从16、17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到跟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差不远的国家的产业中去。比如说，在16、17世纪，荷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毛纺业非常先进，英国的毛纺业比较落后，英国政府就出台了许多政策来鼓励从荷兰引进机器设备、聘请技术工匠，这样的政策成功了。但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为荷兰的70%，这代表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差距不大，它们的比较优势差距不大。后来，工业革命发生了，英国变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于是在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法国都去追赶英国，采用了类似的政策措施，也成功了，这些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已经是英国的60%到75%之间了，差距不大。那些不成功的国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尽管它们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20%，甚至都不到10%，有的只有5%，但它们都是直接以美国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基于这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发展中国家在使用产业政策以促进非资源型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以找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顶多两倍，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作为参照与学习的样本为宜。历史上一般是选择高一倍的国家作为参照系，但由于现在技术发展比较快、产业升级也比较快，因此步子可以稍微迈得大一点。要找寻这些国家的可贸易部门是什么，它们的可贸易部门很可能就是你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国家若能在二三十年里持续快速增长，该国的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必定符合其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该国的工资就应该上涨得很快，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将失去比较优势。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代表要素禀赋的结构和比较优势差距不大，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失掉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正好是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朝阳产业。比较优势是比较来的，一方面和自己过去比，另一方面和国际上其他国家比。
第二步：在找到一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要看国内是否有一些企业已经自发地进入了。如果已有企业进入，这些企业为什么不能以较低的工资优势和那些作为参照系国家的企业竞争呢？通常是因为交易费用比较高，那么就要分析为什么交易费用比较高，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还是物流不好，还是金融支持不够。政府此时就应该帮忙解决那些造成交易费用高的问题。
第三步：有些产业可能完全是新的，国内根本就没有企业进入那个产业。既然那个产业是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夕阳产业，工资在不断提高，那个国家的企业家一定有积极性去找一个发展差距跟它不大，工资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把企业转移到那个地方去。这时政府的任务就是改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去招商引资，把那些企业招引过来。另外，也可以培养国内的企业进入。
第四步：现在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创新的速度非常快，有一些新的产业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存在的，但因为技术创新它出现了，国内有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且表现出获利的能力。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开始的时候，印度企业在给美国做信息服务外包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比较高；印度政府就建设光纤通信，帮助企业成本降低，使得印度的信息服务也成为该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当新的技术带来新的机会的时候，如果企业已经发现了，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五步：在发展中国家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普遍不好，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来吸引国内外的企业来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最后一步：政府应该给那些先行者提供一定的补偿，这里所说的补偿，与原来搞赶超战略时的补偿是不一样的：原来赶超战略下所提供的补偿是为克服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的问题；现在提供的补偿则是对外部性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自生能力的，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以后，企业是可以靠自己改善经营而获得利润的，政府只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是在具有金融抑制或资本账户管制的环境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优先获取金融服务或外汇配额即可。
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
目前世界上大约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大的可能在这个“瞎子摸象”的过程中摸到全象，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许多有用的信息过滤掉，而摸到局部。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
过去的发展理论基本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一直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依样画葫芦，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从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出发，认识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的条件，认识自己的机会，了解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然后认清我们有哪些条件并动员这些条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需要理论创新。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理论，能够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成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来帮助我们自己走好将来要走的路，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美好追求，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美好愿景。谢谢大家！
（本演讲稿由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胡必亮、石新颜、曾贺清整理）
（林毅夫 出生于台湾宜兰。先后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北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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