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的艺术

    访谈节目中常有这样的时刻：你屏住呼吸、忐忑不安，无法确定下一步究竟是让你当众丢脸，还是让宾主双方彼此释怀、皆大欢喜。

    2001年我在爱丁堡采访戈尔·维达尔时，敏锐意识到，我正在与一个世界上最富机智、最有才气，或许也最尖刻的人对话。我紧张极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维达尔谈到一段引言——那是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凶手蒂莫西·麦克维格对要判他死刑的法官引用的一段话。维达尔说他记不清原话，而我则想起当天早上已经把它记了下来。我把笔记递给他，拿不准他是否会欣然接受，直到听他说“谢谢，你最好常伴我左右”时，我才松了口气。于是，观众笑了，我笑了，维达尔也笑了——一场圆满的对话就此落幕。

    第二年，在同一台节目上，我又采访了维达尔的美国同胞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我对她的作品很感兴趣，并为她的天分所倾倒。但情况看来似乎不妙，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回应与其说过于简短，不如说充满轻蔑与不屑，甚至抵触。我继续耐心准备——我几乎读完她所有的著作——所以我认定她无论如何都会跟我合作。最后，当我提到《黑水》和《地球上的人生沉浮》时，她惊叫起来：“你读过它们？太棒了，我要给你颁发奖章。以前还没人读完它们。”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到底是有备而来。

    什么是文学访谈呢？它既不是一次随意交流，也不是简单呈现作家作品中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是一件舞台作品，是一笔公开清点，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探寻，也是一次艰难的高危行为。采访者怎敢问出如此私密的问题呢？对已在作品中将自己灵魂袒露无遗的作家来说，他们又期盼什么？

    我采访过的每一位文学界国际知名人士，此前他们早已受访过多次，因此能让访谈难忘就成为一种荣耀。要激起他们的兴致，要么凭借精心设计的问题；要么仰仗访谈采取的特殊方式。迫使被访者不得不设身处地地思考，而非照本宣科。有时采访会碰到这种时刻：你与被访者都同意采用亲切的谈话方式；而采访某些作家时，则像一场击剑比赛，需要充分调动意志和力量。此时此刻，谨慎使用沉默发生了作用，谁先缄默不语，谁先打开话题，都会产生不同效果。

    如同一位访澳演员和另一位演员（作为采访者）之间所进行的公众“对话”中所报道的那样，采访者说，他熟知被访者：“采访不是审讯。我们一同来到市政厅，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接下来将会是一场爵士乐表演。希望以相同的调门开始，以不同的音高结束。”

    以上陈述总是向我敲响警钟。这是个信号——采访者对他的熟人也是可能的对手提问时或许会恼怒。采访者准备不足的事实表明，他把仔细研究作家生平和作品看成一种强加，并希望观众把他也当被访者——这样他就有平等的机会谈论自己。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访谈中两位作家陷入争执而无人调停（因此评价对方作品时如何保持心态平衡和冷静尤为重要），而事实上，双方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对方的只言片语。

    冒然进行采访却不做任何功课，常令我想起《纽约客》上弗兰克·科塞姆创作的一幅手术室漫画——画面上医生和护士团团围住手术台。一名医生说：“让我们现在开始切开皮肤，看看会怎样。”这与我想做的截然相反。

    我的部分任务就是要轻松地引出采访的第一个问题，而被访作家早有类似经历。我对此总是斟酌再三，初次会晤后我常会改变问题，或者我会让它多少显得正式些（最好牢记：即便是即兴爵士乐，也建立在高度纯熟地掌握音乐技巧和反复排练的基础上）。正式采访前我与哈罗德·品特碰了头，他在被诊断为喉癌后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他问我是否要讨论病情，我说已经准备好一个相关问题。他说愿意先谈它，我同意他的请求。我很乐意就他准备好的敏感话题进行访谈。品特甚至还专程带来他的新诗《癌细胞》，并请我当众朗诵，接下来是一场小型即兴演出。我对访谈中那些插曲特别在意。这场由哈罗德·品特亲手执导的访谈节目，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不期而遇的一次乐事。

    在采访前我先与托妮·莫里森会面，我称她为教授，并询问她愿意怎样被介绍给观众。此前我看过好几个关于她的访谈，在节目中，莫里森纠正了采访者对她的介绍用辞，致使整个访谈极为不顺。莫里森教授更愿被称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美国黑人女性”。她说她十分感激我对这一称呼的敏感，并向我解释她特别在意的原因：在种族歧视的岁月里，老年黑人妇女常被那些素不相识却拥有权力的白人直呼其名。所以，在涉及称谓的各种情境中，我都倾向于用源自澳州本土的平等主义调和抚平这一切，尽我所能实现观众最受益的对话效果。

    以下是意大利记者奥里阿娜·法拉奇的观点：“我向他们挑衅，因为我自己也身陷其中。我的采访活动从不是冷冰冰的，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即便我曾恨过他。对我来说，采访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场战斗……”

    我不愿与我的采访对象战斗，我想做的就是通过知性、细腻以及探索性的对话来展示我的采访对象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以及他们将传递怎样的智慧。

    为何我们总希望收到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信呢？因为阅读是一种私密行为，就好像作家本人在我们耳边、床头或我们喜欢的椅子上低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差旅途中。通过倾听作家讲述，近距离邂逅和观察他们是令人神往的时刻。当然，这种近距离观察会产生一种希冀，即获得真正的智慧，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世间万象和人类自身的密切观察者。我本人也寻求智慧，这是我喜欢同上了年纪的作家谈话的原因。但是，智慧并不一定与年龄俱进，甚至也不一定与描述世界的笔力俱进——有时，即使这些不受束缚、最为敏锐的世界观察家们也不能冷静自视，或看清自己如何与世界交融。

    1930年乔治·西尔韦斯特·韦埃莱克为撰写大作《伟人一瞥》拜访弗洛伊德，大声好奇地问后者本人的“情结”是什么。弗洛伊德告诉他，一次严肃的精神分析至少要用一两年甚至三年。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说：“你把大把年华贡献给了猎狮行动——你年复一年地追寻与你同时代的杰出人士，他们都比你年长，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德国皇帝、兴登堡、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福熙元帅……乔治·伯纳德·萧。”

    “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啊”，韦埃莱克回答道。弗洛伊德反驳道：“但这也是你的个人爱好。伟人只是象征。你在追寻你的内心。你追寻伟人来取代你的父亲。这是你本人父亲情结的一部分。”或许每一个渴望聆听并亲眼目睹伟大作家的人，都在追寻一位伟大的男性或女性来取代自己的父母。

    北美评论家休·肯纳写了一些关于文学现代主义的深刻评论。他是美国和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的研究权威，尤其以研究埃兹拉·庞德和詹姆斯·乔伊斯闻名。他的绝大部分见闻都源自一手资料，皆因他恪守埃兹拉·庞德“访问你同时代伟人”的训谕得以实现。庞德为肯纳写了推荐信，而他这位学生凭借坚韧不拔的热情就此踏上伟大之旅，并与文学圈的许多人交上朋友，其中包括T.S.艾略特、瓦恩德海姆·刘易斯、塞缪尔·贝克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在《异国他乡的社会》一书出版之际，在哈维·布卢姆的采访中，肯纳谈到他与埃兹拉·庞德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首次见面的情形。尽管麦克卢汉认为庞德有狂热倾向，可肯纳还是从庞德身上发现了某种特质并延续了与他的友谊。这种意外发现珍宝的本领，锻造出了他与此后许多人的友谊。

    “你要知道”，肯纳对布卢姆讲道，“你获得一种奇妙的关联，一环接一环。你对提供这种联系的人感激不已，却大可不必让他说明一切。这正是马歇尔的问题。去那儿之前，马歇尔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则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发现什么。”

    意外发现珍宝的本领，构成我许多访谈的开端。举例说，如果我没有旅行去纽约看朋友，就永远不会去哈伯尔弗朗特参加多伦多文学艺术节。在那儿我偶遇费思·利德尔，她正担任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主席。我们相遇前，她曾在墨尔本小住了几个月，她还记得曾听过我那时的“读书与写作”节目。于是她邀请我前往爱丁堡主持一些现场采访，我欣然接受。

    类似举动引出了此后数年我与世界顶级作家的绝妙对话以及几段伟大的友谊。在我眼前呈现了一张杰出人士名录，我可以根据内心愿望进行选择。我能与自己仰慕的人交谈，他们的作品给我带来全新体验，使我完全沉浸在充满惊喜的新思想和新场景的世界中。

    许多伟大作家年轻时都曾周游世界，投入到新闻报道和游记写作的崇高事业中。其中卢迪亚·吉卜林就曾用下面的方式报道他对马克·吐温的采访：“你们那些人，是一帮让人鄙视的家伙。有些是政府专员，有些是副总督，有些还曾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还有少数拥有与总督并肩散步的特权。然而，在一个金色的早晨，我见了马克·吐温本人，我与他握手，抽了一支雪茄，不，两支，是和他一起抽的，并与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得明白，我并非瞧不起你们。我只是为你们感到遗憾，从总督本人至下，为你们感到遗憾。为了抚平你们的嫉妒心理，并证明我仍然把你们视作同类，我将告诉你们有关这次谈话的一切。”

    这是一位年轻人真实思想的喷涌，后来他本人却避不接受访谈。采访马克·吐温发生在1889年，吉卜林当时正在印度《先锋报》供职，同时周游世界。

    吉卜林继续写道：“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约到了马克·吐温。相比之下，钓到一只12磅重的大马哈鱼也无足轻重。他款待我的情形好像在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我可能与他同样伟大。”

    后来，马克·吐温也评价吉卜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还完全是个陌生人，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之久，之后他就突然有名，并且还是举世闻名。从那天起，直到现在，他的闻名始终独一无二——是唯一真实的，而非象征性的。但凡他有任何评论，声音立刻传遍全球。他的声音是现实中存在的唯一一种不通过船只和铁路，而通过一流工具——电报传播的声音。”

    我的理念是，访谈要厘清人们感兴趣的是作家，而非采访者。简短的提问和方向性的引导，要比采访者为显示自己的聪明和阅读量所作的专访更重要。

    另一个技巧是要仔细聆听，尤其注意聆听对话的开始——那些作家的旁白、口误、眼神、手势甚至一次停顿。这些都是引向新领域的通道，都会引起你和作家设身处地地思考。（摘自《探寻孤独斗室的灵魂——深度访谈世界文学大师》，拉莫娜·科瓦尔著，胡坤、王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