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助推文学研究繁荣发展

    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我国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获得了“质”和“量”的双提升。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学研究在多领域、多层次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在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和学术研究特点的基础上，国家社科基金通过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增加资助项目数量、加强项目后期管理等措施，着力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推动文学研究有序开展和学术建设繁荣发展。

    据统计，从立项数量来看，中国文学从2008年的159项增至2012年的399项，年均增长率达到37.73%；外国文学5年来的立项数年均增长率达到51.28%。在2012年所立文学类518个项目中，包括重大项目26项、重点项目24项、一般项目200项、青年项目135项、西部项目52项、后期资助项目64项，此外还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7项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0项。从选题内容及其取向上看，项目课题基本涵盖了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一方面与社会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新趋向保持同步，在理论发现和文学实践两方面都保持了学科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结合中国文学及民族文学发展的鲜明特色，对国学、民族文学、民俗学等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的发掘、继承、弘扬和创新给予了有力支持。

以多元视野多种方法审视传统经典

    文学与文化经典研究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在文学研究领域支持的重点。在2012年的基金项目中，研究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宝藏更是一大重心，如2012年所立基础研究类重大项目，大多数是以文学经典作品如诗词、经文等为研究对象，其中涉及敦煌文献及文化研究的就占据了4个席位。对文学经典的发现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方法的更新而不断推进的，所以在重大项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献整理”与“重编”是基金扶持的重点，其中对《鲁迅手稿全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更是分成了A卷和B卷两个重大项目予以支持。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重编，文学研究得以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这种与时俱进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如南开大学李治安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扬州大学钱宗武的“《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浙江大学周明初的“《全明词》重编及文献研究”等，对文献所进行的系统发掘、整理工作将为相关领域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并造福后代学者。

    以文献整理等工作为基础，很多项目兼顾了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在青年项目中尤为突出，从而催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吉林大学由兴波所负责的“北宋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比较研究”成果《蔡襄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比较研究》，以诗风和书风的比较研究来观察北宋文风特征，以文学和艺术相结合的眼光进行诗学评论，视角独特新颖。再如，绍兴文理学院邢蕊杰所负责的“清代两浙文化家族联姻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成果《明末清初阳羡姻戚曲家群体及其戏曲活动探论》，通过社会学和文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以“家族”“家庭”等关键词解读明末清初戏曲现象，取得了一定突破。更为可喜的是，在以经典研究方法作为治学根基的同时，出现了以信息科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项目，如敦煌研究院马德的“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武汉大学王兆鹏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以及中国社科院刘京臣的“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等，以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对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研究，使传统文学与文献学科日益趋近理论学术前沿。

在扎实理论研讨基础上进行拓展创新

    纵观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部分已发表的成果，可以看出，它们都具有开放式研究的特征：对文学现象或文学成果不急于下定论，对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不急于上手使用，对已有成果和论述不急于套嵌、引用。这些都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科学态度。

    据统计，2012年文学类基金论文共涉及基金项目929个，其中中国文学项目757个，外国文学项目172个。不难发现，“贴标签”式的论文已基本消失，论文作者对新观点的提出都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以引用量为例，从排名前20位的研究成果分析可见，多数文章都以一个关键词或一个关键概念作为论述重点，且出现了大量总结评述类文章。如被引用3次的《新中国六十年奥斯丁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一文，以奥斯丁小说为例透视了国内奥斯丁研究的历史进程，并借此指出我国学者对外国作家进行研究时，对作家随笔类写作关注不足的缺陷。这类文章或讨论已有研究成果的价值并发掘继续研究的空间；或仔细考察新理论的使用限度，在此基础上进行多重视角的解读；或以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丰富了文学史的写作与理论，等等。在众声喧哗之中，文学研究找到了具有一定规范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表现在文学理论范畴内即是对传统理论的省思和创新加强了，强调经典文学理论的新理解；对新理论的态度从一味接受到主动思考，发表了一批有创见、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如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的《当代文论变革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和《当代文论嬗变：知识生产与理论重建》，对“罗列各种中外文论知识、成为一种平面化理论知识的集束式堆积”提出批评，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反思，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勇于探索各展异彩

    2012年，文学类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成果喜人。这些成果极具特色和学术价值，表明我国文学研究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文学类青年项目在继承文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对新领域、新问题表现出较大偏好。青年学者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很好地拓展了文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如对叙事学、传播、影响与接受、文学社会学等的研究，都呈现出向新领域开拓的鲜明特征。同时，不少青年学者也致力于丰富、完善已有研究成果。如，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夏薇的《蒙古王府本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研究》，将《红楼梦》蒙本补抄的57回至62回的具体问题进行整理分析，对之进行勘误，修正了其中的相关问题。此外，青年项目的多元发散研究也是我们应当抱以期待的，也许其中部分成果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青年学者们认真负责、积极求索的治学态度和优良学风是值得肯定的。

    文学类西部项目所取得的成果，揭示出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尚有一座亟待进一步发掘的宝库——地域文化和西部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地域”“少数民族”等关键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主流文学领域。譬如，2012年立项并在当年就发表成果的西部项目共有12个，这些成果从地方性文学知识入手，为我们揭示出文学、历史的另一层面貌，表征了地域文学、文化对主流文学、文化的潜在影响。多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知识不断进入主流知识界，勾画出文学发展的内在丰富性和多样性。如四川师范大学杨亦军的《西域与唐诗的变奏：从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到乐舞诗》一文，以不同文化类型诗歌的“和声”现象对唐诗研究做出了另一种尝试，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知识宝库。

文学翻译研究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国对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研究起步较晚，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不断加强，而国家社科基金在这方面的推动作用表现明显。

    从项目立项来看，2012年立项的文学类项目，重大项目有四川大学刘亚丁的“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中国社科院史忠义的“经典法国文学史翻译工程”，重点项目有南京大学蔡新乐的“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青年项目有华中师范大学江帆的“新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模式研究”。除此之外，2012年立项的7个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更是直接以翻译的形式促进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成果产出来看，2012年发表的文学类论文显示，文学翻译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很好地促进了文学的双向传播与接受，如天津外国语大学曾琼的《世界文学中的泰戈尔：〈吉檀迦利〉译介与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南京大学蔡新乐的《中华思想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初探》，通过对西方翻译理论背后的思维原型展开分析，并以赫曼思对文学翻译研究的讨论为例，探讨了中华思想如何在翻译中显示其优势及适用性，进而概括出自己独特的翻译思路。（作者高旭东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屹、魏琛琳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任全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心课题组成员周霞、苏金燕、马冉、余倩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