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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草明同志的百年诞辰。
1946年，草明同志作为一名知名的作家从延安来到从日寇统治下解放不久的哈尔滨市以后，我就认识了她。那时我刚满20，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友协聚集了一批延安老同志，她也常去那里。
记得1947年，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0周年，中苏友协举办了一次苏联照片展览，解说词是我译的。草明很认真地看了展览，然后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汉语不纯，应多看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好好学习。”此前我从没有想过语言不纯的问题，以为会汉语就可以了。后来她还就此事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生长在敌伪统治下，受的是奴化教育，草明的话立刻使我意识到日寇不仅摧残了青年人的心灵，也摧残了语言。几十年来，草明的教导一直牢记在心。
最早被苏联重视的作品
我比较注意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特别是在苏联的反响。
在这里谈一谈草明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早在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汉学家艾德林在《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论文《民主中国文学中的新人形象》，他以草明作品为榜样，展示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势头。这是苏联介绍草明同志最早的一篇文章。
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艾德林又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了《上升中的中国文学》，介绍草明、丁玲、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作家。
1950年，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的译者是莫斯科东方学院教员罗加乔夫（即原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的父亲）。同年12月31日苏联《文化与生活》报发表了伊万科、卡西斯和奥夫琴尼科夫等人的赞扬文章；翌年《新时代》周刊（1951年第49期）上也刊出扎罗夫的评论文章《关于中国工人的故事》。同年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入草明的《咱们的女区长》。
1951年3月24日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了她应邀写的《作家与生活》一文，同年9月29日该报又发表了她的文章《通向幸福之路》。
1953年5月3日《真理报》刊出她的《新生活之路》。
1953年苏联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刊登了草明的几篇短篇小说。
1954年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在介绍中国文学时指出：“女作家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1949年）极有影响，小说展示了工人们的道德与政治的成长”，又说长篇小说《火车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题”。
1954年1月1日《争取持久和平与为人民民主》杂志上刊出她的报告文学《鞍山的人》。同年9月16日苏联《文学报》刊出她的《为人民而创作》。
苏联文学界一直把刻画工人形象摆在创作的首要地位，所以他们当时那么重视草明的作品并非偶然。
1961年莫斯科又翻译出版了她的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
1975年苏联简明百科全书专门刊登了汉学家里谢维奇写的一条关于草明的介绍。
草明是新中国最早一位被苏联舆论界重视的作家。
旅途中苏联作家的邂逅
1956年10月，我曾陪同波列沃依等三位作家访问了中国。
11月初，我们从广州去武汉。在软卧车厢里我突然见到了草明同志。我告诉她，我陪同波列沃依等人去武汉，准备参观长江大桥工程。她说：“回头我去拜访一下这三位作家。”波列沃依在他后来发表的《中国三万里游记》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火车已经穿行在绿油油的山岭之间，风景变得更加郁郁葱葱。碧绿的河水，烟波浩渺。当我们正在欣赏风景时，有人敲响了我们车厢的门。门口站着一位娇小清秀的妇女，身穿红色短上衣，下身是灰色绒布裤子。面孔有些熟悉。她站着，在微笑，多少带点调皮的目光盯着我。在蜿蜒于中国绿油油莽苍苍山丛之间的火车上怎么能遇见熟人呢？”“地球变得拥挤了，如同一个小县城，这里的居民彼此都相识。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妇女呢？”
波列沃依终于认出来了。“原来她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草明。我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见过她，后来在苏联与她相识，她在苏联曾短期逗留过。”
波列沃依在文章里对草明作了这样地介绍：
“她现在住在鞍山，生活在中国第一大钢铁厂的工人中间。她撰写有关他们劳动业绩的长篇小说，撰写中国劳动人民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这位女作家生在南方，但已经很久没有回过故乡，总是抽不出时间来。这次是她多年以来第一次请短假，去了一趟广东。那儿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长大，那里有她的亲属。”
过了一天，三位苏联作家来到了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工地上热火朝天。波列沃依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切都很有趣。桥是桥，可是我不由得在观察和我们一起来到此地的草明。我们一踏上工地区域，立刻明白了，这位瘦小的女人在工人当中是自己人。陪同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几乎来不及回答她的提问。我们既听不懂问题也听不懂答案，但是不用翻译也可以明白，那是专家与专家在交流……她以一种特有的敏感——这是艺术家长期生活在工人或农民之中时才能养成的——能够抓住最关键的问题、最本质的东西。”
和波列沃依同行的另两位苏联作家是加林与扎雷金。加林参加过报告文学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一书的编写工作，年龄较大，身材较胖，头发疏稀，动作有些笨拙。另一位是扎雷金，中年的作家，西伯利亚人，工程师出身，机灵好动，对什么都感兴趣，他们是这方面的内行。他们在平台上走来走去。
波列沃依的小说《真正的人》在苏联中国读者中影响深远。他写作勤奋，为人幽默，善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观察人生。
波列沃依、加林和扎雷金都已先后逝世。我想起加林说过的一句话：“这么瘦小的一位妇女，在这么庞大的现代化工厂里任职，这么认真地忙碌和与工人交谈，我相信，她一定会写出令人震惊的作品来。”加林的话应验了。几年后，草明又推出了她的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和《神州儿女》。
第一次见到译者的画像
草明搬进北京东河沿作家楼之后，我几次去看望她。她的书房里摆满鲜花，墙上挂满书法家、画家、诗人们的书画，写字台上摆着鲁迅先生的瓷像。她坐在沙发上与我交谈，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
她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她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在哈尔滨、在沈阳接触的日子。很多事我都忘得干干净净，可是她记忆犹新。她说，1947年，我曾为她的短篇小说集画过封面，由哈尔滨光华书店出版，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件事来。我说，她那时对我的译文提出过批评，说我的汉语不纯。她却说，这事她不记得，显然是在给我保留面子。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再去看望她时，她的房间没有什么变化，穿着仍然干干净净，白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孔白晰，一双黝黑的明亮的大眼闪闪发光。她谈到鲁迅先生的葬礼，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的接见，谈到在工厂的生活体验……
我最后一次看望老人是2000年2月。那时恰逢汉学家罗加乔夫诞辰90周年。中俄友好协会为这位杰出翻译家准备举行一个纪念会。我为罗加乔夫画了一幅肖像，想请有关的人士在画上签名，送给他的后人留作纪念。
我想起草明的《原动力》就是50年前罗加乔夫译成俄文的。后来东欧一些国家根据俄译本又转译成本民族的文字，使各国读者通过这部小说认识了新的中国。
我来到草明的家。她和往常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她的听力显然差多了，说话反应也有些迟钝，但脸上一直堆满微笑。
她使用的是油笔，她的字刚劲有力，拿笔的手一点也不颤抖，看不出是一位87岁的老人在写。她看了半晌罗加乔夫的肖像，若有所思，然后像似自语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作品的俄文译者……”她轻轻点了一下头，接着说，“请代向罗加乔夫家人转致我的敬意……”我告诉她，罗加乔夫的儿子就是当时的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她睁大明亮乌黑的眼睛，望着我，既有些高兴，又有无限的感激。
2002年11月初，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索罗金来我国进行学者访问。我们交谈许久，谈及草明的作品在苏联的翻译与介绍时，他说：“我也是最早介绍草明的俄罗斯人之一。当年是我和艾德林一起写了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书，其中有一段介绍了草明创作的工人形象。”
草明是第一位深入我国工厂企业、长期生活在工人当中的作家。她关心工人，歌颂工人。她是工人的歌者。
草明同志不仅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活在俄罗斯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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