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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19日 星期三

    校长笔谈

    “985”高校如何化解机制体制改革难题

    张尧学 《 光明日报 》( 2013年06月19日   16 版)
    作者简介:张尧学,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信息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学位管理与研究生司司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985工程办公室主任、211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等学术和行政职务,是国内外10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著有《又见木兰》、《水随天去》等管理类散文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教育不仅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而且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可以说,教育是民生之首,教育的好坏,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未来。

        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我国的在学大学生人数已超过3000万,毛入学率达到26%。

        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例如高校管理行政化、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节、科研水平不高和学风浮躁、学科设置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在985高校也同样存在,而且严重地影响到高校办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加大改革力度,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工作重点加快转移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轨道上来。

        下放权力、信息公开,在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推进教授治校和民主决策

        我国大学的教育行政化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我们习惯把大学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而不是一个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在学校内部也是同样。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学科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不同学科之间的专家很难了解和判断其他学科的学术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职称评定等问题。而我国近年来的大学合并和985、211建设又进一步使得大学更加综合化和资源分配等决策权上移,许多应该由大学管理的问题收到了教育部管理;许多应该由学院管理或决策的事情又收到了大学层面。这样,一是带来了大学办学的趋同化,二是导致学校的管理行政化,以及真正作为办学主体的教授失去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要尽早地把用人权、职称评审权、奖金和津贴分配权、二级学科设置权、本科课程设置权、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权由学校管理下移到学院管理。学校只需从宏观的角度,对指标分配和其他相关资源的总额度进行控制。一旦这些额度决定之后,如何评价和分配资源的问题,应由学院解决。学院在使用这些权力时,也应避免用党政联席会或党政一把手决策的方式,应成立不同的教授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而且,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规则事先公开和议事过程与结果的事后公开,这使群众可以参与监督;二是教授委员会的成员要定期更换,例如两年一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产生和培养学校民主决策与人人参与的文化。

        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人事制度改革

        经过多年改革,高校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了一些突破,也引进了不少海内外人才,例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新世纪人才”等,中南大学近年来就引进了34名千人计划和培养了几十名长江学者,还有16名院士。但是,在如何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引进培养高水平人才方面,高校的人事制度显得明显落后,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与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高校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系统设计,整体推进,深化改革。

        高校人事系统包含进人、职称评聘、待遇、退出机制等几大部分。其制度改革应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种可考虑的方式是采用事业编与非事业编相结合的用人机制。无论事业编人员还是非事业编人员,都可以采用长期制和合同制两种形式。只有那些经过合同制检验过的、双方都满意的人员,才可成为学校长期固定工作人员。这既避免了过去那种一次定终身、工作调动困难的局面,又缓和了因缺少编制,无法留人用人的问题。

        对事业编人员和非事业编人员分别按照国家人事部门有关法制法规和国家劳动合同法进行管理。两类人员在职称评聘、奖惩等其他方面不应区别对待。至于新进人员采用何种编制,应由应聘人员和使用单位协商决定,学校只从政策和指标上进行宏观管理。

        教师要先科研、后教学,科教结合,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十八大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提高质量,首先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教授、特别是知名教授很少上讲台为本科生授课,他们的主要精力大多放在科研任务上。这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创新意识不足、动手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

        要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创新性人才,就必须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教授上讲台,把自己的科研经历和经验通过课堂传授给学生,是培养学生批判精神的重要渠道。反之,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因为刚离开学校,还很少独立承担科研课题和项目,对书本上的知识也主要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缺少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而且,科学研究证明,人在35岁以前是最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时期,人应该抓住这段时间好好从事科研。因此,有条件的大学要先扶持年轻人从事科研,使他们尽快地走到科研前沿。在他们有了较多的科研经验并取得成果,被评为教授或副教授后,再上讲台。

        科研既要瞄准国家和地方需求,也要重视基础研究

        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已大幅度增加。2011年研发投入已达到8800亿元,居世界第二位。高校是我国科研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国高校的科研还存在着学风浮躁、学术行为不端、水平不高、原创性不够、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节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制约我国高校科技发展的重大瓶颈。

        为此,我们应鼓励高校科研瞄准两头,放开中间。即一头抓住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和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协同创新,搞好成果转化,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另一头是拿出专门经费,保证一批有兴趣的科研人员进行广种薄收式的基础研究,并对他们提供较长时期不考核、不歧视的科研环境,使他们安心从事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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