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危机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导地位在二战后至今近70年，基本上是在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发生轮换。理应能够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的衰退、萧条和危机作出充分解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推手”，这与其自身存在的经济理论局限性是密不可分的。

    一是人性假设过于抽象化。古典经济学把个人仅看作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种理论分析和数学建模需要的假设越来越抽象化和形式化。二是基本思想过于僵化。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思想是主张“看不见的手”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反对政府的干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仍然迷信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依然主张采用自由放任、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尽管后来的“凯恩斯革命”曾打破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论，但是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学派，还是相信市场是不会错的。三是研究对象上过于强调抽象的资源配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抽象的资源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然后在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最有效率。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研究资源配置，而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排除了生产关系、单纯地研究抽象的经济人如何配置资源，目的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源配置中的对抗性质，进而否认其历史阶段性。这种过于强调抽象化的资源配置的做法，最终在长期的生产过剩中带来了资源的错配，在经济危机中具体表现为：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无效生产，生产了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而不得不破产倒闭；工人则由于企业的破产而陷于失业中，从而没有了生活保障；社会资源整体上处于一种完全无效率的配置状态。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并没有真正研究过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把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看作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结合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研究方法上过于迷信数理工具的应用

    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擅长运用数学演绎方法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进行诠释，从而把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简单化的理想世界同复杂的现实世界混淆起来。正因为此，主流阵营中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也不可能预测到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在危机四伏的今天依然适用：“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他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真理。”

    数学是一个缜密、有用的工具，但它仅适合服务于经济学研究，不能将其视为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历览近十年诺奖获得者，无一例外都与数学或计量有着密切联系，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量工具的应用程度可见一斑。但其能否被科学地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中，则取决于经济学理论本身是否科学。如果理论本身是庸俗的，胡乱地应用数学并不能使其转变为科学，至多是伪科学。

对中国的成功实践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一枝独秀，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中国改革已从过去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认同，变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曾一度封为“唯一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命题，如“经济人”假定、“看不见的手”、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等，都无法对中国实践作出合理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其对中国实践的解释陷入了困境。

    一是“经济人”假定的困境。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假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基于这个假定的制度选择才应该是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制度的结合。这种缺乏伦理道德的经济学假定只能产生以效用最大化为代表的简化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应该是充满人文关怀和哲学关爱的，因此，“经济人”绝不是人的行为的唯一特征。

    二是“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困境。中国实践尽管遵循的也是市场化定位，但是中国实践走出的是“一只手”到“两只手”的独特发展道路，即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融合，“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不能少，而且两只手都要硬，这正是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解释困境。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是最优的制度安排，并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事实证明，通过改革而获得新生的国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和支柱。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企在维护社会稳定、吸纳就业、保障税收上就表现出了很强的优势。

中国经济学的兴起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却科学阐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基于技术与管理操作层面分析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告诉人们，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商品经济二重性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不可救药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

    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金融危机面前不攻自破。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验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清晰地告诫中国乃至世界，中国不能照搬外来的经济学，同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只是开放的且属于方法论的体系，因而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去学习和理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实践，立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