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的大学联盟

    在合作与竞争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联盟的理念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发展。通过自愿平等、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建立的大学联盟，成为高等学校进行“民间资源整合”、促进协同创新、共同发展及提升整体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外大学联盟的实践起步较早，较为成熟。美国是最早建立大学联盟的国家，1925年，美国洛杉矶的克莱蒙特镇成立了由7所大学组成的克莱蒙特大学联盟（Claremont University Consortium）；1958年，美国东北部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8所研究型大学组建了常春藤大学联盟（The Ivy League），成为一流大学联盟的代表。随后，大学联盟从美国扩展到世界各国。1991年，加拿大由13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组成了G13联盟（Group of Thirteen）；1994年，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20所研究型大学成立了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1999年，澳大利亚的8所顶尖研究型大学成立了澳洲八校集团（Group of Eight）；2003年，德国9所工业大学组建了德国理工大学联盟（Technical University of nine）等等。此外，跨国性质的大学联盟也相继出现，1997年，42所地处太平洋周边区域的研究型大学组成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1999年，英国的帝国理工大学、荷兰的代夫特理工大学、瑞士的苏黎世理工大学、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4所欧洲著名的理工大学发起成立了IDEA联盟。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组建大学联盟，如上海市西南片16校高教联合体、武汉七校联合体、C9联盟、重庆市大学联盟等等。各类型的大学联盟尽管建立的初衷各有不同，但在优化配置大学资源，形成聚合效应，提高联盟所有大学的整体实力以及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逐步深入到高校治理结构变革与高等教育资源整合等深水区。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要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探索高校合作发展机制，大学联盟这样的合作显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大学联盟本着共生共赢、协作共进的理念和原则，共享教育、科研、社会关系等组织资源，产生共生共赢效应与积极作用；其次，彼此之间良好的联盟生态关系创造出大学核心价值成长和发展的价值链效应，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知识转化等方面产生增值的教育及服务社会的功能。

    然而必须关注的是，由于大学联盟是多所高校围绕发展目标，以优势互补为基础，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大学发展联合体，虽然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已存在着多种模式的大学联盟以及内生型联盟与外推型联盟、同质型联盟与异质型联盟、强强型联盟与混合型联盟等多种类型，但实践证明，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大学联盟并没有实现建立时设定的目标。怎样才能像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那样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是我国大学联盟建立和发展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一个大学联盟的建立要考虑如何选择合适的联盟成员。合适的成员标准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合作意向与互补性。合作意向不仅包括了合作成员间的积极投入度，也包括了合作时各自间的信任度。互补性是指合作双方或者多方在教育资源上可以实现互补，文化上可以互相认可且相融，利益需求上目标大致相同，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

    其次，战略联盟理论强调若干个体为了达到共同目的，就要通过某种契约方式相互约束从而构建组织。大学联盟也是如此，需要考虑联盟将以何种运行模式组织发展、如何建立合适的联盟运行机制、长效的联盟管理机制以及联盟系统的保障机制。遵循协同创新理论，要以机制改革引领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学校内部与外部的机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这就需要大学联盟建立一个长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有效提升大学联盟的运行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目标，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其一，虽然大学联盟是“民间资源整合”体，但也要尽可能寻求稳定的政府支持。从政府层面看，应当制定政策，消除壁垒，鼓励、支持大学参与大学联盟或者合作组织，推进同各区域大学、各类型大学的联盟与合作。其二，大学联盟一定要保持开放性。保持开放性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鼓励大学联盟尽可能多的开放资源，为联盟成员提供更全面的资源共享平台。另一个是加强联盟的全球化进程。其三，大学联盟一定要建立可靠的信息技术支撑平台。大学联盟运行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联盟运行的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联盟高校的联合办学、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都依赖这一信息技术平台。其四，大学联盟还应建立保障联盟运行的支撑体系，包括政策支撑体系、法律保障体系、激励竞争体系、监管保障体系、经费支持体系、技术支撑体系。

    （作者系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