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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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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彰显中国力量和制度优势

    作者:何一民 王俊鸿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11日 06版)

        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国式灾害救援”再次成为国内外舆论热议的话题。当前,展开对“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形成背景、内涵、特征、意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对于总结灾害救援经验、完善灾害救援体系、推进“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形成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出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它是在继承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荒政遗产,借鉴发达国家防灾救灾经验,并总结新中国建立后应对历次重大灾害考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救援体系。

     

        中国自古以来自然灾难频发,中华文明正是在与各种自然灾难的不断斗争中形成和演进。战国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自西汉开始,到清乾隆前期都有自己的荒政机构,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完善了实物赈济、移民就食、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这些传统救灾制度和措施体现了国家管理社会的公共职能,对于增强社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也是在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灾害救援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近几十年来,全球发生了多起重大自然灾难,很多国家在应急救援和重建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中国政府正是在充分吸取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和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救援体制和机制,推动“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形成。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宝贵经验结晶。在无数次大灾大难的挑战下,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在与灾难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更新理念,积极推进完善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加大灾害预报、应急管理体制和救援力量等建设,从而使我国应对自然灾难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日趋完善。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其在“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地位确保其能够对抗震救灾工作实现统一领导和有效部署。在灾害面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增强了灾区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了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体系趋于合理、政务公开制度逐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在灾害发生后,中国式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财政、民政、交通运输、通讯、电力、卫生防疫等政府相关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相互配合,确保短时间内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政府力量、军队力量、民间力量的全面动员是“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重要特征。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运筹帷幄,果断决策,迅速调集各种救援力量进行全面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面了解灾情,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协调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积极参与抗震救灾。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灾难发生后的快速反应和英勇表现是对其“人民军队”性质的最好诠释。被汶川地震唤醒,在玉树地震中成长,在芦山地震中成熟的民间力量,已经成长为抗震救灾的有效配合力量。除了捐钱、捐物、献血之外,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还自发涌向救灾第一线,参与灾民搜救和物资发放。中国社会各界力量在“中国式灾害救援”中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给国际社会留下了“面对灾难,整个中国一跃而起”的深刻印象。

     

        在灾难中成长和成熟的“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已经从单纯的灾难救援延伸到灾前预防和灾后重建全过程。汶川地震后,“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不仅初步建立起以“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为原则的应急管理体制,还通过“常态化、多层次”的应急演练提高地方政府的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在灾后重建阶段,“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采用“现金和实物补贴”、“住房重建补贴”、“以工代赈”、“对口援建”等措施保障灾民基本生活条件和促进灾区经济发展,创造出汶川地震灾区令世界震惊的重建速度。

     

    芦山地震中“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新特征

     

        反应更迅速。芦山地震后,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更快的应急救援反应速度。震后10多分钟,四川省启动应急预案;仅28分钟,第一批救灾部队动身赶赴灾区;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四川省卫生厅便派出15支医疗队赶往灾区。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在黄金72小时救援期内,大量遇险人员得到营救和救治,供电、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大部分得以恢复,道路交通基本恢复。

     

        协同更有序。芦山地震当天,李克强总理即提出九点要求,指出“救灾现场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加强中央和地方救灾力量协调配合,保证救灾科学、有效、有序、有力地进行”。在前方指挥部的协调下,截至21日晚8点,军队和武警部队已经投入救灾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18000人,直升机28台、66架次,车辆机械796台参与救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发生后,美国政府受制于联邦政府体制,直到80个小时后美军才迟迟现身在新奥尔良市,与中国军队的快速反应形成鲜明对比。

     

        救援更专业。芦山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省级专业救援队和来自省外的和军队的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均在第一时间完成集结赶赴灾区。在地震发生后的12个小时内,前往雅安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公安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和电力通信抢修人员等专业救援人员已接近3万人,并对芦山县5个通车乡镇实现了医疗救援队全覆盖。专业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使救援效率和救援效果得到有效提升,不仅为抢救生命争取到了最佳时机,而且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救援中的二次伤害。

     

        技术更先进。芦山地震中高科技设备已全面覆盖到应急救援工作的各个环节,为快速有效的“中国式灾害救援”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无人机、战场电视、侦查卫星、“北斗”终端等设备提供的航拍影像和遥感数据的大量应用,有利于抗震救灾指挥部及时了解情况,分配救灾力量;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以及装备到连排的“天斧”破门弹等设备则大大提高了搜救效率;军用直升机和野战医疗方舱、野战净水车、野战炊事车等设备的应用,在灾后物资投放、伤员转运、伤员治疗、饮用水和食物供应、疫情预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更公开。芦山地震发生后数分钟,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地震相关信息;地震发生后3个多小时,四川省政府就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实时更新灾区状况和伤亡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媒体对灾情和救援工作现场进行滚动直播。此外,新媒体在芦山地震中展现了重要作用,灾区群众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向外界传递灾情信息,为相关部门对灾情的研判和决策提供了支撑。

     

        物资储备更充足。汶川地震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总结救援的经验基础上,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特别是进一步完善了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芦山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内灾区就得到大批救灾物资,正是得益于该项制度的建立。中央救灾物资成都储备库在地震发生当天11时30分便开始装运物资,并于同日15时将物资运抵雅安;次日凌晨,中央救灾物资即运送到灾区。这与汶川地震后,中央救灾物资的1万顶帐篷用了40个小时才运送到成都火车东站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成熟于芦山地震中的“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既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向灾难学习、向教训学习过程中的收获,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孕育的“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不仅在灾难救助中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力量和制度优势,诠释了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凝聚民心,催生中华民族奋勇前进,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动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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