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靠什么救国

    谈到曾国藩这个人物，我想重复我昨天的一个观点，就是立场。立场的转换，可能决定我们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评价。在座诸位都在初中教材里面知道曾国藩，于是，我们往往把曾国藩定格在中学教材的定义上：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曾剃头”。当我们把自己定位在“革命党”的时候、把自己的立场建立在以下犯上的时候，陈胜、吴广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可以当歌来唱。而当一个民族把这句话当歌来唱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不稳定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我们站在历史进程的立场上，或者站在执政的立场上来考察曾国藩，我们就觉得他这个人太伟大了。大家说，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快？这就是立场的转变问题。

    那么大家要问，如果是这样，历史是否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成了任人涂抹的小姑娘？绝对不是这样。历史是客观的，它是客观存在，谁也改变不了。有谁能写一本书，说曾国藩最后带领湘兵推翻了清朝，我们反清复明了。那不是扯淡吗？或者写一本书，说曾国藩“曾剃头”带着他的弟弟曾国荃打南京，结果被李秀成消灭了，然后太平天国坐了天下。那不胡闹嘛！没有人这样写，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 

    回到曾国藩这个人物来，他处于一种变世、一种乱世。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大难当头的时期，内忧外患。1840年鸦片战争，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48年《瑷珲条约》，俄罗斯把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去。在这么一种变局之中，这么一种末世之中，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该怎么样？当时的人有很多选择，有些人在转移财产、在逃命，逃到没有战争、安全的地方去。也有些人在寻求保护，寻求谁的保护？第一寻求太平军的保护。他投降了，卖身投靠了，变节了，觉得太平军可以成事了。还有一些人，投靠谁？投靠列强，到上海去了，想寻求列强的保护。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选择，他们选择拍案而起、投笔从戎，要为这个国家担当起来，这一批人是真正有理想的人，有抱负的人。他们站在哪个立场上？他们是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上，他们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他们是站在社会的稳定和安定的立场上。曾国藩就是这一种。所以清朝人评价他，是“中兴”以来第一人。你看看在这样的乱局之下，变局之下，朝廷拿太平天国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八旗、绿营统统被打败。曾国藩怎么办？在他的家乡，拉起一支团练，多少人？500人。500人够做什么？后来扩大到了一万人，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清史稿·曾国藩传》有一个评论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事功”两个字，也是王阳明说得很多的两个字。王阳明很长时间在我们江西，最后一次从浙江到南昌的时候，他有一个学生从赣州来见，说先生我非常对不起您。王阳明说，你怎么对不起我。他说我这么多年来没做学问。王阳明说，那你这么多年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赣州做一个推官，什么叫做推官？就是一个府管司法的官员。王阳明说，你这个推官是怎么做的？他说我这么多年来平反了多少个冤假错案，惩治了多少个土豪劣绅。王阳明一听，那你做得很好啊。那学生说我没有做学问啊。王阳明说，我的弟子，哪里尽是读死书？事功就是学问。你能够给人民办事，为国家办事，这就是最好的学问。

    我们现在的人反而悟不出这一点。我们很多领导干部为人民做了不少的事情，还硬要在什么地方弄一个博士学位。你要那个博士学位干什么？你不是已经有很多事功了吗？那就是你的学问。但你这个博士学位是假的，你没有脱产读书、脱产研究，又没有基础，你哪里做得出博士论文来？你如果能拿出来，一般是请了枪手，是假博士，既是亵渎学术，又是亵渎自己，还亵渎我们党的事业，弄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不但自己没面子，弄得我们党也没面子。

    《清史稿》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他的学问在哪？就在传统道德和文化。

    曾国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最后只说一件事。1870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万众瞩目。大家都觉得曾国藩来了，可以为我们大清朝，可以为我们中华民族争一个光，惩治外国人。但最后不是这样，曾国藩杀了十几个中国人。结果舆论一片哗然。曾国藩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两年不到去世，去世之前，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一直感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人民，也难以面对社会舆论。

    所以我说，曾国藩从本质上说，尽管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来对付太平军，但是“天地良心”，他这个良心是没有泯灭的。

    这场讲座由湖南省图书馆何慧超主持，本版文字录音由刘雪花、王国佼整理，对他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致以敬意。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