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圣贤”与“魔鬼”的演绎

    我算是曾国藩正宗的乡后辈，求解乡贤，不只出于好奇，也是自我成立的重要法门。

    曾国藩作为“圣贤”，这不用多说，他还没死就很让人崇拜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曾剃头”，这不就是魔鬼吗？共和国以前，人多许之为“圣贤”，之后，“刽子手”的称谓更普及，如今，教科书之外，则无论官民，大都乐意把他当做道德文章、做官做人可以私淑的对象。

    “圣贤”值得仰望，“魔鬼”让人恐惧，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历史的流程里获得这样两极完全不搭的评价？是时代观念作祟，还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或者，曾国藩的作为及其所服膺的理想，原本就充满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连他本人都不免有天人交战无可如何的时候，而世道与人道，天下与苍生，庙堂与江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融洽一致的是非与标准，无量数的“生民”，总是被裹胁在历史的沧桑里，兴亡皆苦，命如草芥。

    显然，曾国藩作为“圣人”与作为“魔鬼”的演绎，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处置的问题，如果能有所澄清的话，秦皇汉武以来中国历史上一些至今纠缠着我们困扰着我们的根本性的含混与暧昧，也许就会变得稍稍明白一点。

    我手里拿着的这本书，是《刘蓉集》。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他们一见如故，是金兰之交，更是君子之交。

    在我看来，晚清所谓“同治中兴”，便是由曾国藩一班人的努力所造就的，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就这样的局面，除了风云际会，根本上还在于他们那种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实践精神。

    曾国藩做翰林时，有段时期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刘蓉就告诫他，我们要以道德自诩。如果仅以文章自诩，你太小看自己了，担负不起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圣贤崛起、立德立功的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刘蓉就是小一号的曾国藩，他们的教养和思想，包括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解读了刘蓉，也就解读了曾国藩。

    为了深入我要讲的主题，我找到刘蓉给曾国藩、曾国荃写的两封信，仔细体会这两封信，也许就能体会他们在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之间的困窘与纠缠，二者又如何集于他们一身。

    给曾国藩的信，写于曾氏回任两江总督后。他们早年有个约定，说哪一天，当然是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就“归去来兮”吧，回到山水田园里去。但此时，曾国藩位极人臣，功成而无法身退，刘蓉早有赋归之想，真正回到家乡却有点狼狈，他在陕西巡抚任上遭到弹劾，被革职留任，接下来又遭遇浐桥之败。

    战败归来，刘蓉给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信很短，主要目的是求助，信中说：我在陕西当了三年拮据的巡抚，风雪交加的浐桥之役，死了两千多子弟兵，裸尸纵横，无人收敛。到如今，这些死在异乡的子弟，不仅没有得到抚恤，连他们活着的时候的欠饷也没有补发。在同捻军作战时，欠饷已经一年多的士卒，衣履破弊，被贼人刳腹剔肠后，肚肠中仅有麸糠，想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独人父母，而卒无以存恤之”，想到“生者含悲故土，死者饮泣黄泉”，真是惭负神明，负疚在心。为此，“伏乞阁下，念惨死忠魂，沦骨异域”，咨照有司，捐银兴工，在他们战死的地方，“建祠葺冢，以慰安之”，“庶冀九幽毅魄，稍有凭依，不至啼青燐而泣宵露”。

    这封信，很沉痛，很悲怆，仔细读，会把眼泪读出来。那种伤怀，那种悲悯，那种怜爱，是刘蓉对他自己的，也是对三湘子弟，对天下苍生的。我想，这就是他们曾经努力要成为“圣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吧。必须承认，士大夫之杰出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之情，是从对于具体生命的这种怜爱和悲悯出发，也多少是以此为归结的，所谓“视民如伤”，于是奋袂而起，要“抚辑疮痍”。我们不妨设想，像曾国藩、刘蓉这样的书生，为什么会“举家效愚忠”去打仗？要搭上性命的功业，要搭上全家人性命的利禄，是何其得不偿失的功业和利禄？

    他们的作为显然必须有内在的情感冲动作为依据，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冲动当然是从神圣的家国伦理生发出来的。这封信，我想，大致可以说明他们作为圣贤的抱负和情怀从何而来，那种高远的期待和自我期许是从哪里出发的。

    可是，我还得给大家念另外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曾国荃的，写信时，刘蓉是四川布政史。信中说，得知朝廷任命你为浙江巡抚，说明老兄的作为“上契帝心，下孚民望”。我到四川一年多，对地方毫无裨益，只有一件事情还值得告诉你，就是石达开就缚，巨患荡平。接下来，刘蓉就说这件事，信的口气跟前面的信完全异样，一点都不悲苦颓丧，而是自负骄傲，志得意满。说自己如何飞调重兵，力扼大渡河，让石达开部，归路既断，粮道复绝，死亡枕藉，偶尔有逃跑以及冒死抢渡的，均被击毙或落水溺毙。最后，“石逆势穷力竭，束手就缚，所剩部曲数千人悉弃械乞降”。

    我们知道，石达开确实在大渡河边走到了绝路，但石达开其实是主动投降的，为保全手下人的性命，这才有刘蓉所说的“束手就缚”“弃械乞降”。那么，刘蓉是怎样处置投降的石达开及其部属的呢？信中说，除了将石达开和他的儿子、亲信共五人押解成都，其他人全部“骈戮于大渡河畔，竟无一漏网者”。信中还说，石达开在接受审讯时，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这样描述，刘蓉显然不是要表彰石达开的英雄气，而是在向曾国荃告白，我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家伙，而我比他更强悍，更凛然大义。

    两封信，前一封表露的是他对牺牲子弟的负疚，对无辜苍生的悲悯，这封信则是写他“治国平天下”“济生民于水火”的胆识。从今天的立场看，包括石达开，那几千被刘蓉一一处死的太平军，显然也是无以为生、无路可走的苍生，但是，就像曾国藩当年在“讨粤匪檄”中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列祖列宗，为了我孔子孟子，为了名教，必须施以雷霆霹雳。当名教落实为君臣父子的纲常借以保证统治秩序的安全有效，当名教抽象为一种需要去无条件卫护的主义时，所谓苍生，在曾国藩、刘蓉的手眼中，就不能不一分为二了，一半是温驯的子民，一半是添乱的禽兽。

    如此，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从温情脉脉到暴戾恣睢，就成为了他们面对苍生的一体两面，出自同一个人的作为，并且同样基于他们经国济世的抱负，存菩萨心肠而付诸霹雳手段，仰望圣贤却难免堕入魔障，向往王道却总是辅成霸道。此时，以家国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义理，就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在极端的境遇下，不惜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哲学作为解释和自我开脱，而他们所杀的人，和他们自以为保护和“字养”了的人，原本都是生民，都是子弟。

    自然，这不是曾国藩、刘蓉他们可以自我解除的困境，缓解以至超越此种悖谬性的逻辑，只能在新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框架中出现。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孟 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