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正在崛起,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这是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上的共识之一。在西部崛起进程中,如何将趋势转化为优势,将动力转化为增长,这是西部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家都在思索的问题。而今,这些思考几近成熟。
西部迎来强劲增长
广袤西部,已经迎来高速的增长期,四川正成为西部崛起的增长极。
在报表里,有48.5万平方公里面积,9000万人口的四川携秀美山川去年实现生产总值2.38万亿元,GDP增速和工业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和第四位,近年来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4334公里,铁路通车里程3500公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被称为“航空第四城”,境外500强企业几年间增加了5倍多。
而处在四川腹地的成都市其发展更为“抢眼”。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大关,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三;世界500强企业落户238家;全球20%的电脑在成都制造,全球销售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就有一台安装了“成都造”芯片。
更为重要的是,成都开展了10年的城乡统筹试点,实施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多项重大改革,正力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局。
“中国的两大战略是城镇化和西部大发展,而西部处在这两大战略的交汇点。”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西部正用强劲增长缩小中国东西部的差距,正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难怪到过四川的人都评价:五年之内遭遇两次地震,但四川以特有的韧性展示,四川总体安全,依然美丽,已成为内陆开放的高地,充满生机和活力。
西部孕育机会
“伴随产业转移的加快,西部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企业界相互传送的投资要诀。
十年前,人们或许不熟悉成都,而今,成都等众多的西部城市已经享誉海内外。
投资西部,机会在哪里?充满传奇色彩的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现身说法。刘永好和几个兄弟的企业创立了31年,规模从1000元到9000亿元。刘永好说:“庆幸自己在西部,西部给了我更多的支持。”西部农业有较好的基础,加上西部广袤的市场以及一直以来政府的很多支持,刘永好有了令人乍舌的创富神话。
“现在农村的变革给企业带来新的机会,可以实现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刘永好说,过去孔雀东南飞。今天,世界500强终于纷纷来西部投资,西部同样可以给世界500强带来价值。过去他见一个大型企业的老总要到北上广,而今在家门口一天之内就可约见多家跨国公司负责人。
樊纲总结:“中国东部和西部还有较大差距,但西部有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市场。”
“有空间,企业就会来!”在西部资源和市场的开掘进程里,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西部仅靠政策优势的吸引是不够的,核心还是要为企业做好服务,该做的事必须做好,不该管的绝不插手。
成都市的经验是每月与企业有一次座谈会,内容就是企业给政府提意见和要求。企业提出的问题一周之内答复,能解决的必须解决。此类的机制正吸引着企业向西而来。
城镇化 将决定西部崛起的质量
当西部崛起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的时候,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让这种崛起更快更好。
樊纲、葛红林、刘永好、樟宜机场董事长廖文良以及更多的人都把这种动力指向城镇化。
葛红林说,中国西部大开发10年为中国未来提供了典范,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借鉴。他以成都的实践探路:新型的城镇化应该首先是县城和小城镇的城镇化。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就业、住房等各种因素选择进中心城镇、县城或者大城市,这样,农民有梯度的选择。
在这样循序渐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不同能力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选择。而政府做的就是要做好城市乃至农村的规划,梯度发展。成都通过适当控制中心城区规模,发展卫星城,建设快速交通,有效地阻止了城市“摊大饼”问题的产生。樊纲说:“这一过程的基础是要弄清楚人口的流向和规模。”
在成都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大学毕业生可以到高新区的公寓,一月400元钱,水电气及各种配套齐备,减轻了新就业者的压力。3年以后,还可以申请延长两年。而在工业集中区,农民工也有配套宿舍,解决了进城农民工住的问题。不需要企业负担的住宅解决模式也成为成都的比较优势之一。
在樊纲的研究数据里,农民工到城市平均7年后就要回家了。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保障的问题和农村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在他看来,城镇化就是要着力于制度设计,让农民进城了更有保障。
葛红林全程参与的城乡统筹试点正在破局:成都的农村群众可以怀揣产权本,领着产权收益在城市放心发展。这样的城镇化将形成稳固的、不可逆的中国经济推动力量。(本报记者 李晓东 危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