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里的政治

    今年第85届奥斯卡奖上的最大赢家——电影《逃离德黑兰》斩获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剪辑奖。这部改编自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的《伪装大师》一书，以及约书亚·伯曼2007年发表于《连线》杂志的文章的影片，以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为背景，讲述美使馆被伊斯兰教激进分子占领后，六名美国人在中情局特工门德斯的带领下成功逃脱的故事。

    影片在美国上映之后，取得叫好又叫座的成绩，以4450万美元的拍摄成本，赢得2.25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但影片对伊朗人质事件的再现，却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和政界人物的质疑。在影片中，六名美国人成功逃脱使馆、在加拿大使馆获得庇护并使用假冒的加拿大护照离开伊朗的一系列行动，完全是在中情局的引领下完成的。但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影片上映后接受采访时却称，整个事件完全由加拿大政府主导，影片将主要功劳归于中情局，与事实不符。台湾导演李岗也认为，无论高度、深度还是企图心，《逃离德黑兰》都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正是标准的美国英雄主义。

    改编自政治题材的影片，一直在好莱坞的产品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往往赢得美国重要电影奖项。也许大家还记得在2010年第82届奥斯卡奖上风光无限的《拆弹部队》，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六项大奖。相关数据显示，这部以美国发动的对伊战争为背景的影片，总计在各电影节、展上获得165项提名，并赢了其中的98项。但不少专业人士却对影片提出了质疑。例如，批评家塔拉·麦凯维就指出，《拆弹部队》表面持反战立场，可实际上却支持美国的战争宣传。“栩栩如生的暴力画面，血腥的爆破场景，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屠戮……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简直是美国军队用来征兵的最有效的宣传片。”盖伊·维斯特维尔也在一篇有影响力的影评中写道，这部影片“让人们觉得战争是一件有快感的事”。

    很多人向往好莱坞的创作自由，并深信商业和市场的充分发展可以令电影人的想象力尽情驰骋，无视政治宣传的影响。但纵观过去85届奥斯卡奖，却不难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所不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的电影，即使制作精良、好评如潮、票房成功，也不会得到评委们的青睐。依旧以第82届奥斯卡奖为例，这一年佳作很多，与《拆弹部队》共同竞争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作品还包括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以及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良杂种》。后两者均为名导作品，除叫好叫座之外，亦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而《拆弹部队》在美国之外的影响力却相当微弱。但是，两者完败于《拆弹部队》。这一结果令很多人费解，但若看看这两部影片的题材，便不难理解了。《阿凡达》讲述试图征服潘多拉星球的人类最终“倒戈”，“背叛”了自己所属的族群，转而帮助弱者捍卫家园，并最终成为潘多拉星球一份子的过程；而《无良杂种》尝试重述二战时期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影片结尾以极为超现实的方式，让希特勒及其党羽死于一场大火，颠覆了历史。不难发现，无论《阿凡达》还是《无良杂种》，都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历史和自身加以批判性反思，固然具有更高的艺术与思想价值，却难免会与美国的“主流”相抵触。有学者评价道：好莱坞的任务就是将天主教神学灌输到犹太人生产的电影中，再兜售给新教的美国。对“主流”的颠覆，在美国文化生产的谱系中固然有着独特的地位，但试图取代主流、成为主流，却并不那么容易。

    提到奥斯卡奖的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很多人会想到1995年第67届奥斯卡奖上的大赢家《阿甘正传》。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弱智美国儿童实现“美国梦”的过程，其间穿插二战之后美国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反越战运动、水门事件、乒乓外交、阿波罗登月等等，政治色彩极为浓厚。而那届奥斯卡奖上呼声最高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呈现了美国监狱系统之幽闭、恐怖与腐败，总计获得7项提名，却不敌《阿甘正传》，最终空手而归。

    电影对政治事件的再现，无论多么客观，也终究会有“改编”的痕迹；电影创作者，无论声称多么“中立”，也多少会有自己的立场。好莱坞的自由，体现在任何倾向的影片都有传播的渠道和生存的空间，但奥斯卡奖却在绝大多数时候，折射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将重大政治事件搬上银幕，既是对特定题材的选择，也有着建构主流叙事合法性的企图。在这一点上，奥斯卡奖不可谓不保守。但这种保守，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富美国特色的文化策略？

    在《逃离德黑兰》中托尼·门德斯假称自己为加拿大制片人，正在拍摄一部名叫Argo的科幻电影，最终带领六位美国外交人员成功逃离德黑兰。银幕内外，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电影的梦幻奇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这一叵测的政治事件成功置于美国人的思维框架之内。与此同时，伊朗当局却认定影片丑化了伊朗国家和人民，并计划推出一部电影与之针锋相对。电影从来不是纯粹艺术的禁脔，政治为电影提供了拍摄的题材，也让电影有了更为丰富的层次和内涵。（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