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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和高迪相逢
站在巴塞罗那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最偏僻的角落，你都能看到一座高大而奇特的尖顶建筑：它如同童话中的宫殿，即使到了夜晚也灯光闪烁，晶莹剔透；它又仿佛是地中海深邃的星空中降临的仙人，挥洒着冥冥世界里缤纷如雨的星花……那就是安东尼奥·高迪（1852—1926）毕一生心血而建成的建筑杰作——神圣家族大教堂。
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建筑，巴塞罗那才与世界上其他城市绝然不同。
我选择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站在马略尔大街和普罗文萨大街之间的人行道上，仰望面前这座神圣家族大教堂。我的确必须仰着头——四座尖塔高入云霄，镂空式的塔身所环绕而成的教堂，宛若《哈里·波特》里光怪陆离的古堡，在阳光下金光四射。走进迷宫一样的教堂，更是扑朔迷离，尤其是站在塔顶，缥缈而晕眩的感觉阵阵袭来。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高度，纽约的世贸大厦、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都远远比它高，但是，在高迪这座建筑的艺术光芒面前，它们都黯然失色了。
高迪在世的时候，就开始建筑这座由他自己起名的神圣家族大教堂，一直到他去世，甚至是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座教堂仍在不停地建设中。在它高高的塔顶周围，依然布满了铁制的脚手架，宛如特意围上的铁艺花边，更增添了其别具一格的艺术性。想想，这简直是个奇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建筑，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还在施工。它似乎是一位总在行走的长髯飘飘的老者，永不知疲倦。
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感的古老建筑面前，我不由得想到今天的许多建筑，尽管它们也在追求所谓的建筑美学，却正越来越讲究实用性，越来越愿意作蜻蜓点水式的表面装饰。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小家子气，为我们的实用主义，为我们那些缺乏艺术质地和风格的千篇一律的建筑而羞愧。高迪的建筑应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警醒：任何一座建筑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都应和周围的环境和城市的氛围相融合，只有赋予建筑以艺术的气息，才能够让其本身和整座城市的品质都得到提升。
高迪的一生是在巴塞罗那度过的。无意之中，我发现了高迪的故居，它隐没在居埃尔公园的绿荫丛中。
说是公园，其实不过是巴塞罗那城郊北部的一座山。进入这里不用门票，但须爬上高高的山坡，涉过斗曲蛇弯的山间小径。进入山的腹地，就会有一群建筑映入眼帘。它们的造型极为奇特：圆圆的顶，扭曲的身，蟒蛇一样螺旋上升，颇似哈哈镜中照出来的怪物。不用问也知道，这是高迪的建筑风格。它们的色彩极绚丽，碎瓷釉砖贴面，乍看颇似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式的建筑；细观拼成的如爬虫似的图案，才让人想到这是古摩尔式的变种，而非东方式的色彩图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个建筑内无支撑，外无扶垛，就那么兀自立着，敦实坚挺，实在是个奇迹！
每一个初次来此地的人，大概都会和我一样，瞬间就被这群变色龙般造型怪异而又色彩烂漫的建筑所吸引，而忽略了它身旁绿树掩映下的高迪故居。那是一座哥特式的小楼，远远地看，只看得到一堆乱石堆砌而成的圆柱和拱门，绿叶摇曳之中隐约露出小楼的尖顶。对比刚才那群耀眼的建筑，小楼确实没什么特色。小楼的圆柱前有一排大幅的照片，介绍这座公园的历史：高迪1922年亲自率领人马建造这座公园，到1926年不幸遭遇车祸丧生时，只完成了建筑的一半，只得将另一半甩给了后人。1969年和1984年，居埃尔公园前后两次动工，悠悠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未完工。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同样未完工的神圣家族大教堂。石头砌成的建筑本是凝固的音乐，巴塞罗那到处都留存着他永不消散的音符，而且这音符每天都在飞跃、变化。
细读照片，方知圆柱与拱门也是高迪为公园进行的整体构想的一部分。乱石堆砌，浑然一色，与对面变色龙建筑群的绚丽华美相比显得不太协调，却让人在色彩的大起大落中，在线条的起伏动荡里，体味一种出人意料之感。这的确是一位极为独特的建筑师！
那座哥特式小楼前竖着一块杏黄色木牌，上面用英文写着：“1906至1926年，高迪住此小楼。小楼建于1904年，作为故居展览于1969年。”算一算，高迪自54岁起，至74岁逝世时的20年里都居住在这里。这是巴塞罗那郊外，即使现在也显得有些荒寂，80年前的寥落光景更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在这里，暮年的高迪因这座荒僻的居埃尔公园点燃了绚丽而奇特的构想。孤寂的小楼，孤寂的心，却拥有着丰富的艺术生命！
这座两层小楼不算宽敞，一楼为客厅，两侧一边为餐厅一边为画室。客厅里悬挂着画家J.Moises1913年为高迪所作的油画像，高迪是一位银髯飘飘的老人，颇有些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味道。难以想象，那样大胆的构想，那样奔放的色彩，居然出自这样一位老人，显然是超凡的艺术，令艺术家的青春得到无限延展。二楼是卧室和工作室。卧室中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大衣柜和一个高脚床头柜。墙上挂着受难耶稣的十字架，以及故居中唯一的一张高迪照片。如此简单的陈设，更像是一位面包师或工艺匠的住所。
如同齐白石衰年变法，暮年的高迪摒弃了年轻时崇尚的维多利亚式的华姿翩翩，又毅然与壮年时曾尝试的哥特式与巴洛克式相结合的历史风格分手，而大胆想象出居埃尔公园这色彩对比明艳、内外均无支撑的双平衡建筑，实在让人肃然起敬。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居室，等于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我感受到这位老人所拥有的丰富而浪漫的想象，它们犹如鸽子纷披翅膀上抖动的金子般的光泽，灼灼其华；他又把自己不死的灵魂与艺术留在了这片空间里，让人们去细细体味那些尚未完工的作品，去想象那一支支未写完的交响乐。
离开高迪故居，正是落日熔金时分，夕阳如血，晚霞如瀑，映照得居埃尔公园一派金碧辉煌。回到巴塞罗那热闹的街头，我才发现高迪的影子无所不在：刚离别身后的居埃尔公园，抬头又是他的神圣家族大教堂。
阿尔勒的太阳
那年，在法国的普罗旺斯漫游，我执意要司机拐了一个弯，到阿尔勒去一趟。因为阿尔勒曾经有过梵高（1853—1890）。梵高很多的画，画有阿尔勒的人物、风景，包括阿尔勒的巴旦杏和向日葵，以及如今已经异常有名的兰卡散尔咖啡馆。
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阿尔勒的太阳——那个升起在普罗旺斯高远的天空和炎热的空气中的太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辉煌的太阳，才有了梵高的画作。可以说，来到阿尔勒后，梵高画的油画中无不迸发着太阳的光芒，他的画面也因此充满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画家们很少用过的那样浓重浑厚的黄色，以及向日葵那种耀眼的金黄，这也成为了梵高艺术与生命的象征。
记得在美国作家欧文·斯通撰写的梵高传记中，有这样的描述：梵高的“眼中看见周围那些在白热化碧蓝带绿的天空下，从浅黄到橄榄棕色、青铜和黄铜的颜色。凡是阳光照到之处，都带有一种像硫磺那样的黄色。”于是，“在他的画上是一片明亮的、燃烧的黄颜色……他的画上浸透了阳光，呈现出经过火辣辣太阳照晒而变成的黄褐色和空气掠过的样子。”这样说来，梵高笔下太阳燃烧的金黄色，确实是异常丰富的。
来到阿尔勒的时候，已是黄昏，西垂的太阳还是一片热辣辣的金光四射，灿烂的光芒照透每一棵树木，把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锻造成金子一样炫目反光，连风中都有阳光的金属般爽朗的铮铮之声。心里不住在想：不愧是阿尔勒的太阳，梵高画过的太阳！
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参观过古罗马的剧场和梵高画过的《夜间的咖啡馆》原址之后，驱车行走在阿尔勒郊外一片开阔的田野。此时，太阳还是迟迟不肯落山，依旧灿烂得把每一缕光芒像天女散花一般散落在远处的麦田中。不是麦收的季节，眼前的麦田却被阳光照射得如同麦浪翻滚。
我想起120多年前，梵高曾经走在这片田野里的情景。我不知道，那时候的麦田是否是这个样子，只知道，从巴黎来到这里的梵高，穷困得如同一个乞丐，连喝一碗汤都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求。更令人揪心的是，阿尔勒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不愿意给他当模特，甚至还给阿尔勒的市长写信，要求管管这个疯子。梵高只有走出城市，来到这片田野写生，顽强而执着地实验着他特有的笔触和色彩。
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梵高刚刚画完麦田，遇到了邮递员卢朗先生。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黄昏，卢朗先生带着他的儿子在玩耍，梵高和他打了个招呼。
卢朗先生天天都能看见这个红头发的荷兰人背着画夹，顶着毒太阳，在田野里一画就是一整天。人们给这个荷兰人起了个外号叫“伏热”，这个法语词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红头发疯子”。烈日的炙烤，常常让梵高头晕目眩，但也让他充满了阳光般的激情和渴望。不过，他心中的痛苦和欢欣，又有谁知道呢？
卢朗先生也礼貌地冲梵高打了个招呼，然后，指着梵高画夹上刚画完的麦田，客气地说：“您的麦田画得像个活物！”接着，又指着正沉沉落下的日头和树上被落日染上的火焰一样的光芒，说：“这也像个活物，您看是不是，先生？”
卢朗先生的话让梵高一愣。来到阿尔勒以来，还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更没有人夸过他的画，而且这位先生说得似乎很有道理，既简单又深刻。他简直遇到了知音！他继续和这个邮递员聊了起来。卢朗先生和他谈起了上帝，说：“现在的上帝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了。上帝不存在你画的那片麦田里，一到现实的生活里，上帝就……”梵高看出了卢朗先生对上帝的失望，于是对卢朗先生说：“我理解你，不过我觉得你不能以这个世界的好坏来评价上帝，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幅未完成的习作。”
从绘画到上帝，他们两人聊得很投机，而且内容充满哲理，就这么一直聊到太阳真的落下山，小星星蹦了出来。来到阿尔勒这么长时间，梵高从来没有和当地人聊这么久。他禁不住打量了一下卢朗先生，忽然想到，这个送了25年信，事业上却从来都没有得到提升的邮递员，用每个月挣来的135法郎微薄的薪水辛勤养育着4个孩子，他的内心其实是那样的丰富。他又突然发现卢朗先生的外貌也很有特点，他长着苏格拉底式宽宽的额头呢。于是，他对卢朗先生说：“我想为您画一幅肖像可以吗？”说完，他的心里有些忐忑，因为在阿尔勒没有人愿意为他当模特。可是，卢朗先生却答应了：“我感到荣幸，但我长得难看，干吗要画我呢？”梵高高兴极了：“假如真有上帝的话，我想他一定也长着和你完全一样的胡子和眼睛。”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对话，是欧文·斯通在他的梵高传记中写到的。尽管其中大有想象的成分，但梵高确实为布朗先生先后画过6幅肖像画，其中最著名的是画于1888年的《邮差卢朗先生》：蓝色的制服，黑色的勾边，金色的长胡子和金色的制服纽扣交相辉映，闪烁着明亮而温和的光。这幅现在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油画，也几乎印制在所有梵高的画册里，成为梵高人物肖像的代表作。
梵高和卢朗先生成为了朋友。他曾经到过他家做客，并为他的夫人也画过肖像画。即使后来卢朗先生调到马赛邮局工作了，他们也保持着来往。梵高患病住进圣雷米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卢朗先生常常来看望。梵高出院的那一天，也是布朗先生来接走的。在梵高短短的37年苦难多于幸福的生命中，邮递员卢朗先生是其中的一抹亮色，来自一个普通人质朴的情感，为他注入了生命与艺术的力量。那力量蕴含在底层人的艰辛与自尊、自重之中，就像种子在泥土里，阳光在云层中一样。
对于梵高来说，卢朗先生也是阿尔勒的太阳。
雷诺阿 听音乐会去了
一年夏天，美国费城举办了一个叫做“晚年雷诺阿”的特展，从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收集到了雷诺阿（1841—1919）晚年几乎所有的作品，我特意前去观展。
虽然我早知道雷诺阿47岁即患病，风湿导致了关节炎和肺炎，70岁时半身不遂，坐上了轮椅；但当我在展览会上的一部黑白纪录片里，看到晚年在戛纳家中的雷诺阿，枯叶一样萎缩在轮椅上的情景，还是吃惊不小，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印象派的伟大画家雷诺阿。
更让我吃惊的是，就是这样老病缠身的雷诺阿，内心却依然如同一座火山一样，充满着旺盛的创作力。在影像中，他身着白大褂一般的画衣，上面沾满了油彩，手臂上绑着画笔，在画架前挥毫工作。他的手臂如同枯枝，骨节变形的手指上长满节瘤，贴着胶布，缠着绷带，每画一笔都要比普通人费劲不知多少倍。为了免去换画笔的麻烦，他不得不反复使用同一支画笔，每用完一次油彩后，就在旁边的松节油里涮一涮，接着再画。画架前的他是老迈、迟缓、艰难的，而他的画上呈现出的则是明亮的色彩、充满生气的人物、阳光照透的树木花草和宁静的湖水，二者相比，反差是那样触目惊心。
偌大的几个展厅，展出的都是雷诺阿晚年的作品。难以想象，如此多的画作均出自一位瘫痪在轮椅上、画笔只能绑在手臂上的老人之手。“晚年雷诺阿”，实在是一个绝好的创意，一个绝好的主题，它在每个人的内心产生了深深震颤！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雷诺阿画的大多是女人的身影和裸体，那些女人无一不是肥硕、健康、美丽的，而且无不都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清纯、活泼。每一个人物，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都是那样的金光闪耀；除了明亮的金色之外，还有绿色、黄色和红色，它们渗透进胴体的肌肤里，渗透进叶脉和花瓣中。
画展的最后一幅画名字叫做《音乐会》，然而音乐会在画面之外，雷诺阿不过是画了两个肥硕的女人，她们正在穿衣打扮，准备去听音乐会。那两个女人占满了整幅画框，满怀的喜悦之情几乎要把画框冲破。站在这幅油画面前，我凝望了很久，音乐会动人的旋律，仿佛在画面之外的远方荡漾，我能够听见那美妙的音乐，也能够听见来自雷诺阿心中那支动人的心曲。心曲的主旋律，不是悲伤和哀怨，而是对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热爱和憧憬，是战胜病痛和困难的达观和乐趣，是心中升腾而起的温馨和希望。我想，正是艰难的生计和不如意的人生，正是老迈的病身和苍凉的心态，让雷诺阿在作品中彰显了他敏感而张扬的心。我就这样，站在《音乐会》面前，与雷诺阿久久对视。
我又想起那一天，1919年的12月27日。78岁的雷诺阿由于两个月前支气管炎再次复发，一连两周卧床不起，无法动笔画画，然而他艰难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怎么可以不画画呢？画画是他生活中乃至生命中的一部分啊！他让人扶着坐上了轮椅，摇到画架前，准备画面前的两个花瓶。然后，他让人去隔壁房间取画笔，准备像往常一样把画笔绑在手上。然而就在画笔取来的途中，他停止了呼吸。
我想，雷诺阿一定是听音乐会去了。（作者为散文家，《人民文学》杂志前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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