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必与坎廪同在

    殷朝末年一个小国叫孤竹国，国君孤竹君有三个儿子，大兄叫伯夷，小弟叫叔齐。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互相让位，谁都不肯做国君，还都出走国门以示决绝。最后，中子做了国君，解决了国家领导人缺位的危机。

    西周强大，伯夷叔齐准备归依西周以养老，正赶上周武王兴兵伐纣，这大出他们对西周的道德想象，失望之中，他们拦车马劝阻，被武王令手下人拉开。

    周灭殷后，他们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为食，最终饿死。

    司马迁《史记》把伯夷叔齐这对兄弟列为七十列传之首，并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说明：“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论语·述而》载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在孔子看来，伯夷叔齐无论当初拒绝君位，还是现在拒绝周粟，都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仁德。而无论当初的去国离乡还是现在的采薇西山，都是在坚守和追求仁德。坚守仁，必流浪挨饿；不流浪不挨饿，即失去仁。假如怨恨流浪和挨饿，即是怨恨自己对仁德的追求，他们怎么会有怨呢？

    为仁德，自愿选择不幸。只有走向不幸，才能亲近仁德。

    爱仁德，即会爱此不幸。不幸之中，仁德在焉。

    但命运悲惨的司马迁却对此有不同的感受。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他出人意料地记载了一首《采薇歌》：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接下来，司马迁依据这个不知来历的《采薇歌》，疑惑地问道：“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其实，《采薇歌》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即便不是司马迁自撰以代为传情，也可能是司马迁之前一个不知名者揣摩古人心境所为。司马迁据此怀疑他们死而有怨，很不符合“学术规范”。何况，即便伯夷叔齐真的是唱着这样的歌走进历史的迷蒙处，这歌中的怨，也不是对一己的自怜自怨，而是对人类历史的苍凉感受，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个人无法抗拒的悲剧：仁德必与坎廪同在，君子固穷——这是时势筑成的强大的天命。把个人的人生悲剧体认为天命——这是悲剧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是——超越。超越了道德，而达之于审美；超越了哀痛，而达之于感伤；超越了怨恨，而达之于悲悯；超越了是非功利，而达之于浑然大化。

    所以，孔子说伯夷叔齐无怨，已经不全是对伯夷叔齐自身历史事实的判断，而是对某种境界的感知——这种境界，即是“天”以及人受之于天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