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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05日 星期三

    点将台 老鲍谭古

    仁德必与坎廪同在

    鲍鹏山 《 光明日报 》( 2013年06月05日   12 版)

        殷朝末年一个小国叫孤竹国,国君孤竹君有三个儿子,大兄叫伯夷,小弟叫叔齐。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互相让位,谁都不肯做国君,还都出走国门以示决绝。最后,中子做了国君,解决了国家领导人缺位的危机。

        西周强大,伯夷叔齐准备归依西周以养老,正赶上周武王兴兵伐纣,这大出他们对西周的道德想象,失望之中,他们拦车马劝阻,被武王令手下人拉开。

        周灭殷后,他们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为食,最终饿死。

        司马迁《史记》把伯夷叔齐这对兄弟列为七十列传之首,并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说明:“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论语·述而》载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在孔子看来,伯夷叔齐无论当初拒绝君位,还是现在拒绝周粟,都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仁德。而无论当初的去国离乡还是现在的采薇西山,都是在坚守和追求仁德。坚守仁,必流浪挨饿;不流浪不挨饿,即失去仁。假如怨恨流浪和挨饿,即是怨恨自己对仁德的追求,他们怎么会有怨呢?

        为仁德,自愿选择不幸。只有走向不幸,才能亲近仁德。

        爱仁德,即会爱此不幸。不幸之中,仁德在焉。

        但命运悲惨的司马迁却对此有不同的感受。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他出人意料地记载了一首《采薇歌》: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接下来,司马迁依据这个不知来历的《采薇歌》,疑惑地问道:“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其实,《采薇歌》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即便不是司马迁自撰以代为传情,也可能是司马迁之前一个不知名者揣摩古人心境所为。司马迁据此怀疑他们死而有怨,很不符合“学术规范”。何况,即便伯夷叔齐真的是唱着这样的歌走进历史的迷蒙处,这歌中的怨,也不是对一己的自怜自怨,而是对人类历史的苍凉感受,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个人无法抗拒的悲剧:仁德必与坎廪同在,君子固穷——这是时势筑成的强大的天命。把个人的人生悲剧体认为天命——这是悲剧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是——超越。超越了道德,而达之于审美;超越了哀痛,而达之于感伤;超越了怨恨,而达之于悲悯;超越了是非功利,而达之于浑然大化。

        所以,孔子说伯夷叔齐无怨,已经不全是对伯夷叔齐自身历史事实的判断,而是对某种境界的感知——这种境界,即是“天”以及人受之于天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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