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对语汇工具书提出新要求

    “语汇”是指成语、谚语、句子的汇集。语汇工具书是相对于以字和以词为对象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而言，专门以成语、谚语、句子为对象的工具书。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来说，如果字、词是其基本元素的话，那么，语汇则是具体的思想文化载体。对于中华文化传承来说，语汇工具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并将在我国由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进程中愈发重要。

    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经史子集著述甚丰，而诗赋词曲名家名篇难以数计，为各种成语、名言佳句的产生与流传提供了极为丰厚的资源。但遗憾的是，面对如此丰厚的优秀文化资源，我们的“开采”效率却并不理想，甚至说我们基本上还是用“小生产”的方式从事大型富矿的“开采”。

    对优秀文化资源的“开采”效率是由“开采”方式决定的。而采用何种“开采”方式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化发展需求。辞书编纂体例正是这个“开采”方式的体现，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贫困、落后，通过为字、词正音、正形、正义，为人们提供应用的规范也就成了我国辞书编纂长期的最基本的任务。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现有的语文工具书在使用功能上并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成就。其检索方法，无外乎笔画、部首、拼音三种首字查字法。如果想引用某个成语或名句，或者记不清哪几个字，或者记不准出处，想查阅一下，那就必须记准第一个字。否则，面对这些工具书只能望洋兴叹。这正是语汇工具书编写出版落后于时代的地方。所以，及时调整语汇工具书的编纂思想，积极开发语汇工具书的最佳功能，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语文工具书的本质属性是其工具性。其功能转型必须围绕这个本质属性来进行。这个工具性的完善、强大程度决定着转型成功与否。自上世纪90年代始，我国语文工具书功能转型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为不少有识之士所认知，一些出版社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但从这几年的探索实践看，大多未能认真区分语文工具书的层次特点，无论字典、词典、成语词典，多把重点放在了“学习型”上，并未能在“运用”上有大的突破。

    语汇工具书功能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张林川等编著的《学生成语学习词典》前言中这样说：绝大多数成语词典偏重于考证成语的源流演变，梳理成语的不同语形，搜罗完备的书证例证，而注重实用的成语词典用功尚嫌不够。成语词典属于语言学范畴，而语言重在运用。许多青少年学生熟知许多成语，却不会运用，或运用不当，因此希望有更多的既重释义又重运用的成语词典能供他们选择，能解决他们在学习和运用成语中的实际困难，提高语文水平。

    无论成语还是名句，只要释义准确，运用不是很难的事。不要说普通青少年，即使当代作家们，主要问题仍然是掌握太少的问题。中国究竟有多少成语？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楚。目前见到的收录词条最多的是刘洁修先生编著的《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多达5万多条。其实，就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而言，具备成语结构资格的，即使收录10万条也难免遗漏。但现在仍被使用的成语有多少呢？笔者翻阅了现当代著名学者著作、文学名著、全国性文学获奖作品100多部（集），按从宽原则找到10810条成语（包括一些熟语、四字格常用词语）的55000多个书证，被用于两处及以上的仅有5515条，与李行健先生“常用成语超不过四、五千条”的判断基本是吻合的。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愈是当代作家成语使用率愈低，有部被列入当年推荐书目的长篇小说甚至通篇不过20来条成语，可作范例的更是少见。

    可见，成语文化的传承任务，不但迫切，而且艰巨。一方面，现在有必要按照仍然“鲜活”的原则，以常用成语为主体，再遴选一些含义深刻、表义明确、浅显易懂但尚未被当代人们所熟悉的成语词目，加上新时期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约定俗成的新成语，明确一个适合中等文化层次的普及型成语词典立目范围，作为弘扬成语文化的基本参考；另一方面，要通过成语工具书功能转型使青少年甚至全社会变“学中用”为“用中学”，在“多用”的实践中学习、掌握更多的优秀语汇。这不仅易于提高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而且易于加深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理解与把握。

    为读者提供最大选用便利，是变“学中用”为“用中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对语汇工具书功能转型的本质要求。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确立查阅与运用并重的编纂思想，构建完备的最为便利的检索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