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学之门

    《正学》由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暂为年刊，每期约6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程水金，执行主编：周斌。学术顾问：艾兰（美）、安平秋、陈鸿森、杜维明、冯天瑜、傅璇琮、李学勤、林庆彰、星云、张岂之、张立文、詹福瑞等。主要栏目：经学探微、小学阐幽、史学抉原、诸子学衡、艺文镜诠、读书劄记、学林忆旧、汉学撷英等。

    极阴生阳，无往不复，有开必先，非学不为功。文之敝，则救之以质，质之野，则拭之以文，此质文代变，为学屡迁之迹也。清人章学诚曰：“学业者，所以开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是所谓学术者，可以开风气之先，可以救风俗之弊。要而言之，学术可导人心以正，乃扶社稷之危也。章氏斯言也，责学术以高义，勉学人以大任，厥意诚非不美矣！

    然揆诸史实，则又未必尽是也。果学术皆能导人心以之正，则辕固生无由侧目于汉庭，而公孙弘亦不必见斥于醇儒也。然则何若？盖治学者操守为先，心术为上。心术端而后学术正，道德醇而后文章懋，弃德操而专取文才，重学殖而轻忽心术，世道人心，焉有不败！

    案之汉末魏晋，曹孟德唯才是举，弃仁孝廉隅之士如敝屣，自是气节风义之操恒不为士人所重；阮嗣宗放诞任性，司马昭优容曲护，由之礼法名教转大为世人所讥。自此以往，风俗日趋淫僻，耻尚渐失其所，贵游子弟无不争相祖述，相与散髪倮身而饮。所谓“魏晋风流”，亟为近世学人所艳羡，所乐道津津者，实如晋人干宝之所论：“［清］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颓风靡俗，浸假而被及梁陈，致使士习浮华，民风流荡，不唯政屡迁而国亟亡，几几乎其种族犹将灭之于强胡而不保矣。其所以淫风大畅而士民浮靡，垂载竟三百有余者，虽由魏祖慕通达而轻节义，典午容轻简而薄礼法导夫先路，特因魏晋学人误读老庄，以虚淡不究世情为高尚其事，以骀荡不顾人理为通侻达观，废黜人伦之教，相率禽兽之行，从而上下相煽且彼此相激有以启之也。斯学术之不正，而牖民之不善，千古殷鉴，可不为今世学人所疎惧惊恐者乎！故曰：能开风气之先，能救风俗之弊，能导人心以之正者，唯正学为能！由此观之，则辕固生所以斥公孙弘，其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者，千古不磨之谠论也。而朱子重缉白鹿书院，又题其额曰“正学之门”，则前贤后圣，异代同心，亦良有以矣！

    窃拟汉廷儒先之意，实涵为学之轨辙、之动机之二义焉。所谓“务正学以言”者，为学之轨辙也；所谓“无曲学以阿世”者，为学之动机也。轨辙不正，趋向必误，则南辕北辙不翅缘木以求鱼；动机不淳，立意必污，则率天下而路实不如草野之无学。则为学之轨辙及为学之动机者，实乃古今学术成败之宏纲大本，古今邦国存亡之枢机大节，古今斯民其幸与不幸之歧中之歧也。请尝试而论之。

    夫为学之轨辙者，则曰下学而上达，即器以明道也。非下学无以上达。下学者，读书以考文；上达者，通经以明道。故戴氏东原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则文字、音韵、训诂者，通经明道之具，下学之事也。通经以明道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上达之事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有实据而道无定形。道不可见，即器以见道，而器物之繁，知之亦非易也。是以戴氏又曰：“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之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是宫室衣服，天文地理，名物度数，典制因革，暨乎草木虫鱼，皆古人寓道之器，寄理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则名物典章，器服度数，必格之而后来之者，非考据不为功，亦下学之事也。是以音声诂训，名物考证，所谓乾嘉之朴学者，下学所必不可无也。

    然事之本末未易知，理之先后未易明，此其事理所以难言也。上达固须下学，而下学未必即可上达。舍器固无以明道，即器亦未必道易明。老子曰：“道，可（何）道也？非恒道也。名，可（何）名也？非恒名也。”韩退之曰：“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老聃之经，退之之道，岂非《记》之所谓“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而已”邪？言非一端，立言必各有宗旨；道其所道，章句必自成家法。苟不明立言之宗旨，不辨章句之家法，迷其宗旨，失其家法，则音韵训诂必流于文字游戏而徒为误人之障，而名物考证必至于数典忘祖遂成溺心之蔽。学者夙夜勤劬，著述满家，不过饾饤獭祭，终身言之而未尝有言也。何则？见木而不见林，能博而不能约，昧于立言之宗旨，闇于章句之家法，陷于淫辞，无所归趣，不知道为何物也。于是有高明之徒，矫其枉而祛其蔽，先立乎其大者。继而泛滥百家，资左右之采获，驱策群言，任己意以宰割。为文则汪洋恣肆，放言以高论；立言则惝恍迷离，游谈而无根。以其为自树之义耶？则已陈之刍狗，于当世无所补。以其为前人之意耶？则无稽之谰言，于往古无所征。所谓矫枉过正，以蔽易蔽者也。何则？既迷于宗旨，亦闇于家法，与夫饾饤獭祭，博而寡要者，同其蔽也。由斯以观，沉潜之徒，失之于陋，高明之徒，则失之于诬。语云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是知陋之与诬，其失也两均。则所谓正学者，以训诂考据通其道，依宗旨家法专其门；无夸奇炫博碎义逃难而寡其要，无虚辞滥说离经叛道以迷其宗，其庶几也夫！

    然则庶几云者，犹近之矣，非尽之之谓也。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来。由训诂考据以通其道，依宗旨家法而专其门，盖好古敏求，实事求是，所谓知以藏往，斯亦善矣。然其为学也，未造乎其极而非善之善者也，犹慭慭然下学而非稠适以上遂矣。若夫神以知来，则见微知著，引端而长，能发前人所未发之蕴。由此及彼，盈科而后进，仍旧贯以为开物之始，则学有本源而不匮；触类而通，深造以自得，融新知以为成务之终，则业精入神以致用。易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如是，则牢笼天地，魑魅魍魉，牛鬼蛇神，虽天下之至赜无所隐；曲成万物，小大精粗，内外本末，乃容光之微忽无不到。如是者，博洽而会通，则为学日以益；万殊而一元，则为道日以损。此其为学之至矣，极矣，蔑以加矣！若非大贤至圣与夫命世弘才，其道德文章不能臻乎其极。彼高明之徒，其学固不及此，抑逞其私知、奋其小慧而已，恶足以窥其奥哉！若夫斗筲驵侩之人，直混迹于学，或钓射名利，或附庸风雅，亦犹朝菌蟪蛄之不知春秋晦朔，则等诸自郐而无所讥焉。虽然，所谓正学者，不可不悬此以为鹄的者，学术乃天下之公，非一人能成，非一时可就，积渐而后可谓大，日新而后可谓业也。

    原夫自古讲学之家，焚膏继晷，孳孳不倦，其器识或有小大；殚精竭虑，汲汲以求，其造诣亦不免有所偏至，揆其终极之归趣所在，一曰审问慎思以求其真，二曰明体达用而求其善。振古如斯，其为学之动机也，于焉二途，概莫能外！

    其求真也，既谓别裁伪体，刊削讹谬，祛其疑，解其惑，明正是非，若大匠之理龟鉴，必刮垢而磨光；亦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勾其玄，提其要，条理终始，如工师之奏箫韶，犹金声而玉振。其求善也，或明道而计功，通经以致用，其显而著者，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当谏书，所谓成而上比，与古为徒，炎汉两京之经今文学，可谓极其能事者也。或深穷宇宙之本原，为天地立心；研几人生之极则，为生民立命；倡明至道，悬揭弘规，然后鼓动天下，朝乾夕惕，笃实践履，刚健以行己，絜矩以成人，则宋儒天道性命之学，明儒良知慎独之教，可谓集其大成者也。要而言之，夫求真之学者，求其是非究竟，期其符合于已成之事实也，故非考证归纳不能毕其功。夫求善之学者，求其价值祈向，期其宾从于既定之理则也，故无推类演绎不能成其学。则求真之与求善，其归趣各有不同，其道亦并行而两不相妨；夫积学之士，其立言亦各有其当，各行其是而互不相杂，若乃其可也！

    然事有利弊而计有得失，权有轻重而势有缓急。故求真者或有时而妨善，求善者或有时而害真。其利弊得失之间，不无高下之别，其轻重缓急之际，亦不无精粗之分。然所求之真与所推之善，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其效验或更在数十乃至数百年之后也。若夫阎君百诗，疏证尚书古文之伪，卢氏弨弓，校定群经疋记之讹，例皆求真者也。然东晋晚出之书虽伪，爰自唐宋迄于元明，功令所布，家传僮习，深入人心既久，亦有不可尽废者也。阎氏辨伪之学，锐意以求真，其功固不可没，其意亦不可谓不美，然其得失利弊，却在小大可否之间，较之卢氏弨弓校勘之业，其真善双美，则不可等量而齐观也。何则？卢氏之求真，以读书必先求善本，其利在有益于来学；而阎氏之辨伪，以疑古更先于读书，其失在启后昆以蔑古。其心术之醇与疵，其流风之利与弊，虽当世之人亦有知之者，此又不待后人之辨也。此事有利弊而计有得失，其求真之意固不在妨善，乃终不免善有所妨者也。

    若夫权有轻重而势有缓急，或仓促之间不及深思熟虑，或宥于闻见未能博观约取，或赋诗断章祇因予取予求，既不问夫原旨是否诠言有当，亦不考乎传授是否渊源有自，一皆以其既定之理则为准，以当下之致用为归，历来缀学之士多有此病，汉宋诸贤犹未能免。此所以《太极图说》追迹于方外之人，而胡朏明《易图明辨》所由作也。《大学》《中庸》见疑于曾子与子思，而戴氏塾师穷口不能为说也。若此之类，乃求善而先有所忽于其真，未必有意于造伪以传讹也。若夫汉儒号称通经以致用，乃至《周易》衍为爻辰纳甲之说，《尚书》流以五行灾异之变，《诗经》猥以五际六情之诞。其余诸经之说，无不杂引谶纬，求善致用而多容曲说，终然流于荒怪而竟不自知。此由汉儒天人学说之？理有以致之，非着意于欺世而妄言，然唐人作义疏犹一扫而空之也。若夫急于用世，率尔操觚，造端立极不惜厚诬往古，谤真启讟不顾遗误方来，剽窃当世而又自讳莫如，康长素撰《新学伪经考》，以倡维新革命之说，虽美其名曰“藉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实则“以政论戕害其学术”之极端之恶例也。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出，述“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康氏之说即告土崩，良有以也。说者于康氏虽可施以“了解之同情”，则立言之士胡可弗为大戒乎！此立言求善，而有意无意之间亦不免于害真者也。

    赞曰：缀学求真，以训诂考据通其道，依宗旨家法专其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立言求善，仍旧贯以开物之始，融新知以成物之终，学有本源而立言有据，业精入神而致用无蔽。求真者，唯是所在，虽有时而妨善，知其不善，斯为善矣。求善者，唯义所在，虽有时而昧真，知其不真，斯为真矣。知真有所不善，知善有所不真，则学术之演进，必乎之曲翔跃于求真与求善之二边也。夫积学之士，见有广狭，知有浅深，道有阶级，术有专门，随其才性之所至，因其习业之所偏，求真焉，求善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有所建树，耿焉有所祈向，一皆视为正学。

    呜呼，文章道蔽，百有余年；汉家陵阙，尽是西风残照！静极生动，阴极阳变，运会甫开，其宗风将畅邪？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全体同仁，愿步武时贤，上下求索，绍先圣之遗风；万里折冲，彰学林之正气。致圣德巍荡于寥廓，发正学璀璨于河汉。融旧开新，再续华夏人文慧命；敬德尊圣，重铸炎黄民族心魂。则我辈学人，当此贞下启元之世，亦可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矣！谨以本刊，与海内仁人君子共勉！（作者为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本文系《正学》发刊词，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