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编者按

    在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举办的“弘扬科学道德 践行‘三个倡导’ 奋力实现中国梦”首场报告会上，涂元季从钱学森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角度，周建平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一线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刘人怀从经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辉煌历程的科技工作者角度，再现了我国不同时代的德学双馨的科技工作者如何通过不懈努力为中国梦铸就基石，感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弘扬科学道德，践行“三个倡导”，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本刊今日编发对三位专家演讲的采访整理稿，以飨读者。

钱学森的科学报国梦

涂元季

    1935年，钱学森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留学。

    作为老一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勤奋人尽皆知，其动力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怀。他知道祖国贫弱，处处受人欺凌，他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艰辛的劳动，为中国人争气。在美国学习工作整整二十年，钱学森从未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一说法在一位同学的回忆中得到了验证：

    有一年过圣诞节，一位犹太学生去教室复习功课，他以为今天教室里肯定没有别人，所以把收音机打开，一边看书一边听广播。由于音量过大，他听见隔壁教室里传来很重的敲墙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国人钱学森，这使他非常惊讶，因为他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勤奋的是犹太人，没想到这个中国人居然比他更勤奋。钱学森的这种品格，甚至让有些教授怀疑他是不是有犹太血统。

    钱学森对工作要求很严，尤其是论文质量，只要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就要推倒重来。钱学森在美国做圆柱翘起的稳定适应研究，手稿就有八百多页，而正式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学问只有十页纸。经过多次反复，多次失败，这一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当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在装着论文手稿的档案袋上写了一个英文字“Final”。很快他就认识到，做科学工作不能有这个态度，马上在Final后面又用铅笔写了一个“Nothing Final”（“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而且打了三个“！”来警示自己。

    我们在钱学森手稿中发现，他在美国还运用空气动力学知识，对风力发电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计算。我们发现，他运算的实例计算中所取的地理参数，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可见这位海外学子一直胸怀祖国。

    1958年，钱学森在美国所著的《工程控制论》翻译成中文出版，稿费为11500元，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钱老把稿费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用来给学生买计算尺。199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2011年又获得香港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霍英东杰出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钱老把这两笔钱都捐给了中国科协的“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正是这样一个人。让我至今难忘的，还是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件事。

    授奖仪式后，新闻媒体上出现了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接受记者采访，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航天部、科协、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决议向他学习。当然，身为秘书的我也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上午，钱学森看到我还在接电话答复媒体的问题，于是把我叫到办公室，拉长了脸说：“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

    我只好跟钱老说，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钱老听了后并不认为这是怪话，并说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完全是钱学森个人的问题，没什么可顾虑的，问题是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所以得十分谨慎。

    钱学森对我说：“今天在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了。我这么说，不是故作谦虚，而是要下决心，你现在立刻给那些报纸杂志和新闻媒体打招呼，叫他们从明天起，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不准再宣传了。”

    钱学森之所以能够淡泊名利，不计物质待遇和个人得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国家至上的情怀。在钱学森看来，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相比，个人的荣誉、地位、待遇微不足道，只要有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个人付出再多的努力，做出再多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而且毫无怨言。

载人航天：践行中国梦

周建平

    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过程，就是具体践行中国梦的过程。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跨越发展的中国特色载人航天发展之路，向全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中国人自古就有飞天梦。载人航天这样的高技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与世界航天强国相比，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晚、技术差距大，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是不行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是唯一的出路。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的汇报，下决心搞载人航天。

    21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进步为先导，攻克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建立了具有较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体系，建成了以工程专项管理为核心的五大管理体系，建成了航天员选拔训练中心、飞船研制试验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有效载荷研制试验中心等完整配套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载人航天研制试验体系，使我国在世界航天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就是因为一个密封圈的问题，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是因发射升空过程中，防热层受到泡沫材料撞击受损的问题，分别在上升段和返回段发生事故的。而俄罗斯联盟11号飞船也是在返回过程中，因为一个通气阀的误动作提前打开，造成三名航天员窒息身亡。我国载人航天如何保证万无一失？我的答案是“始终以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准确识别风险，有效控制风险，努力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确保万无一失。”

    在神舟八号、神舟九号任务中，仅仅是飞行控制的故障模式和对策就有六百多个。我们看到航天员刘旺在太空轻松完成手动交会对接，但为了这一个操作，参加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都完成了一千五百次以上的手控训练。在中国载人航天21年的研制历程中，我们的会议从来不是讲成绩，而是讲我们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我讲一个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撤场事件”。2002年1月，神舟三号飞船从北京运抵发射场后不久，研究人员发现一个船舱的主座有一个点不导通，随即对所有点进行测试，一千多个点，其他点都是好的。这样的缺陷怎么办？如果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得重新设计、重新生产、重新更换。把飞船重新测试，由此带来的任务推迟有三个多月。发射之前绝不允许任何疑点、缺憾和故障隐患存在的原则，让总指挥部最终做出了重新研制生产、故障检查，试验队伍因此全体撤场。

    这是不多的一次全体撤场的事件，这个事情极大地震动和教育了全体研制队伍的同志，从那以后，载人航天安全第一的意识就在工程全体同志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按照原定计划，神舟九号飞行任务是不载人的，而且这个计划已经经过了中央批准。2011年底，经过对神舟八号任务完成情况和研制工作进行全面技术评估，研究人员认为神舟九号任务具备了载人交会对接飞行的条件，但是载人和不载人，面对的风险和压力是大不一样的，要不要报请中央更改原定计划？经过再三考虑，与研制队伍反复研究，本着对国家负责，对载人航天工程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项目负责人向工程领导汇报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向中央报告，得到批准。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不仅使我国提前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对接技术，而且在不增加经费的前提下，多了一次宝贵的载人飞行机会，使我们可以利用神舟十号任务为后续发展进行更多的技术试验。

    对于未来，中国航天人有很多期许。我们还将积极探索发展先进的航天技术，向更远更高目标进发，比如说载人登陆月球、火星；向更经济、面向大众日常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太空产业、太空旅游，并争取尽早在这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征途中，成为世界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引领者。辉煌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载人航天的全体同志将继续发扬和践行中国精神，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在载人航天这片沃土努力实现强国梦。

百年追梦 科技兴国

刘人怀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是广东珠海人，他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很快回到中国，向政府要求继续派人到美国去，随后清政府先后派了四批幼童，这里面包括12岁的詹天佑。把西方现代科学引进到中国，实现中国的富强是他们的梦想。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日本打翻了中国第一次科技兴国的梦想。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毫不气馁，转向日本学习。日本1868年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黄兴、宋教仁、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人先后到日本留学。这些留日学生希望学习日本先进思想挽救中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再次打翻了中国第二次科技兴国的梦想。

    我国第三代留学生总结教训，向西方学习科技，代表人物是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郭永怀、李四光、茅以升、周培源等一大批人，他们去英美留学。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们后来陆续回国，他们寻得科学救国之路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

    我曾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40多年，钱先生给我讲的很多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钱伟长家里是搞文的，国学大师钱穆是他的叔父，他们家文科特别好，他考清华时，文科100分，数学不及格。但进校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觉得学文科不能救国，决定改学理工。物理系主任是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先生，他就找吴有训先生谈，要求转学物理。吴先生说你数学都不及格，怎么学物理？钱伟长就每天缠着系主任，到他办公室不走，缠了一个礼拜，吴有训最后答应他，但数学必须考70分以上。钱伟长苦苦读书，终于学了物理并成为大科学家。

    为了救国，钱伟长出国留学。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听说中国打败了日本，钱伟长立即辞掉美国的工作回到中国，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建中国力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钱伟长等老一辈科学家身上都有着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

    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时期科技领域奋斗和探索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开始独立自主地科学研究，标志性的成果是“两弹一星”。我要特别提一下“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郭永怀是抛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回国投身中国建设的。1964年他从西部基地带着原子弹资料回北京时飞机失事。后来人们在现场发现，他和警卫员被烧焦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用胸脯保护着一份机密的原子弹试验文件。临死前还想着祖国的科技事业，他是了不起的科学家。

    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现在，我们的科技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的航母也成功研制出来了，航母梦实现了，深潜梦也实现了。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为了航母歼—15的试验，17天过家门而不入。我希望更多的人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爱国情怀以及高尚的道德光辉，并循着他们的道路继续书写科技兴国的中国梦。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总书记的指示，要沿着前辈科学家的道路，记住历史，坚守科学道德，坚持创新，不畏艰险，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伟大的中国梦。(本报记者 胡其峰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