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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得水》是一出不久前诞生在小剧场市场环境中的好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较之一般小剧场创作，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即主题的批判性、形式的纯粹性、冲突的喜剧性和人物的现实性。我们在观看这出戏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既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的戏剧场面。这一桥段被喜剧研究家李健吾先生称之为“奇袭”。传统戏剧必备的几大要素它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悬念情势，一个是冲突。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中甚至会有一种久违重逢的会心感受，原因很简单，它符合我们对一出喜剧的现实和历史的要求。
《驴得水》的创作受当下一则社会新闻的启发，然而它的舞台情境却发生了时空的变化。社会新闻戏剧化后被舞台呈现为一篇苦涩的民国笑话：三个有志于农村教育的知识分子裴魁山、张一蔓、赵铁男在校长孙恒海的带领下，从北平来到偏僻缺水的蛮荒之地，抱着想要改变中国农民的贫、愚、弱、私的目的搞乡村教育。但是窘迫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谋生出权宜之计，“驴得水”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英语老师就是他们为吃空饷改善生活生造出来的。戏一开场，作为观众我们并不知道剧名《驴得水》跟这出戏的关系，随着情节的步步推进，我们看出它的重要性。被现实虚构出来的英语老师“驴得水”以及“驴得水”的冒名扮演者颟顸无知的铁匠，他们一虚一实的存在都牵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利益。
先说说《驴得水》中的人物。剧中的几个人物依据现实成型，在性格和世态方面都还有所顾及。以校长为例，校长孙恒海奉行“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原则。为了改善老师待遇，养活一头为大家驮水的驴，竟将这头驴虚报成“驴得水”这个并不存在、在乡村教育中暂时也无用武之地的英语教师。在得知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派专员来调查学校教学和运行情况时，他安排教数学的女老师张一蔓用仅剩下的可怜的教育经费给特派员包红包。他说这种时候不能小气，包大点，全部换成毛票。特派员要查在职教员，他组织动员大家把一个来学校修锁的铁匠包装成从英国学成归来的“驴得水”老师，并默认风情女教师张一曼兼顾公私缘由对铁匠的“说服”。他还告诫炮筒子脾气、劝说铁匠扮演驴得水不成而大发雷霆的自然课老师赵铁男：“我们是知识分子，做事得讲究方式方法。”剧中的校长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知识分子，在处理现实危机的时候总是显得“运筹帷幄”“张弛有度”。
再来看悬念。这个戏体现了喜剧对悬念的特殊需求。这个悬念的铺设分布在两个外来人物的身上，一个是铁匠，一个是巡视员。与在场的其他人相比，这两个人物最初仿佛是被动的，但是他们都存在着不可预知的戏剧行动，他们所带来的悬念随着剧情的发展延宕下来又随必要场面而发生戏剧性逆转，造成连绵不绝的戏剧效果。情势不断变化，在场人物的命运都仰仗铁匠所扮演的驴得水的表现和巡视员的公事公办背后的个人意图。而铁匠后来的反目和这两人之间的联合，造成了老师间的矛盾外化成激烈的对抗和冲突。
我们在舞台上树立的这面民国荒诞镜像中看到了今天的社会风气，今天知识分子的纠结处境。污浊现实的潜规则在这部插科打诨的作品中居然取得了一定的合理性，观众在剧场跟它们见了面，像老熟人似的彼此心照不宣，惆怅感慨。对观众而言，这部力图从生活出发批判社会触及教育体制弊病的小剧场闹剧，似乎比很多冠冕堂皇正儿八经的大剧场更有吸引力。
我想《驴得水》的舞台生机和魅力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荒诞剧情背后的现实依据，一个是喜剧艺术的传统补给。依据现实的创作是接地气的，它使创作者本身具备强烈的主体性；戏剧始终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对戏剧历史的尊重和学习，使戏剧精神和技艺在传承中延续。从剧中教育部巡视员的设计我们看到了《钦差大臣》最基本的东西，从任素汐扮演的张一蔓身上我们看到了哥尔多尼《女店主》的机智风趣，口语不纯让我们看到了常混迹市井的莫里哀的闹剧的痕迹，《驴得水》这个在剧场观演互动中打磨出的戏，让我们看到了靠市场存活的草台班子的各种可能性。喧闹、诙谐、粗俗、尖锐、有力。在其中我们窥见了莫里哀、果戈里、陈白尘、黄佐临，在这出戏中看到了喜剧巧妙的传统手艺。
“所有的悲剧都由一场死亡来结束，所有的喜剧都由一场婚礼来终了。”拜伦以此情节上的差异作为悲剧与喜剧的分野。有意思的是《驴得水》的结局恰好与之相对应。校长的女儿正直善良的佳佳被现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绑架，与冲突中反目争取个人权利的铁匠“驴得水”扮演了一场给美国慈善家看的婚礼。此婚礼已没有拜伦强调的喜剧性结局，而突显出悲凉的寒意。《驴得水》不是没有表演的瓶颈、没有对知识分子认识的局限性，随着剧情的深入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比较表面化，还缺乏讽刺的深度。然而，在对社会痼疾可笑的展演中难得的是通篇都有理想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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