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边疆当村医

    我是新疆昆其宋村的村医，负责全村1350多人的医疗和卫生防疫。邻近村庄的农民群众也常到我这里看病。14年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里的维吾尔族农民群众信任我，我也离不开他们。

我是个学医的，有义务帮助他们

    1974年10月，我出生在新疆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7岁时，父母送我和哥哥回江苏赣榆县外公外婆家。1994年，我考入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进入赣榆县人民医院工作。

    我总在心里牵挂着远在阿克苏的父母。1999年回来探亲时，邻居家的一位孕妇因难产去世了。我没想到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落后，当时心里很难受，脑海里总徘徊着一个想法：自己常想着要做大事，这里缺医少药，回来正好可以发挥优势，给乡亲们看病。

    我的想法遭到了家人和朋友们的强烈反对。我耐心地和他们沟通：“我是个学医的，这里的维吾尔族农民群众看病这么难，我有义务帮助他们。”一段时间后，我慢慢打消了他们的质疑。怀着理想，我回到了阿克苏，并选择在当时医疗条件较差、人口较多的拜什艾日克镇昆其宋村办起了诊所。

    诊所开办之初，由于语言不通、进货渠道不畅、群众不了解等原因，前来看病的人很少。两年多时间，仅药费就欠了5万多元，诊所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动摇。我先买来维吾尔语教材自学，不懂的地方就向周围的乡亲们请教，和周围的农民群众同吃同住。我还挨家逐户“送医上门”，从感冒、咳嗽、肚子疼等小病看起，坚持随叫随到，半夜也出诊。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是晚上诊断完最后一个病人，再自学到半夜两三点，吃在诊所、住在诊所。

    不知不觉中，我终于能熟练地用维吾尔语和前来看病的群众交流了。同样的病，在我这里治，看得更准、好得更快、钱花得也最少，一般感冒咳嗽不超过5元。碰到一些生活困难的患者前来就诊，我就免费为他们治疗。

有人赶着毛驴走几十公里来看病

    因为我随叫随到，服务态度好，作风像军人一样，维吾尔族老百姓都愿意叫我“艾斯卡尔”医生。“艾斯卡尔”翻译过来就是“当兵的人”。

    昆其宋村是拜什艾日克镇政府驻地，每逢周二的巴扎天，逛巴扎的群众多达上万人。每到那一天，我的诊所总是爆满，有的患者甚至赶着毛驴、骑着三轮车走几十公里来看病。经常是天黑了还有患者在等着，平均一天接待50多人。

    2011年除夕，村民亚森·买买提半夜发起高烧，躺在床上浑身发抖，家人抬不动他，他妻子跑来求救。此刻已是凌晨3点多了，我们一家吃完团圆饭已经睡下。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听完描述，我感觉不妙：这么烧上一晚上非烧成脑膜炎不可。

    我不敢有半点耽误，背上药箱，踩着齐脚深的积雪走了4公里赶到亚森家中。诊断了病情后，我立即开始输液，并守在他身旁。直到早上，亚森的高烧才退下去。我又给他开了药，反复叮嘱家人怎么服用后，才放心地回家。

最终让我回来的是两位老人

    其实，我也动摇过。

    2010年4月的一天，正逢巴扎天，我的诊所里挤满了前来看病的农民群众。我只顾着给患者诊治，突听一声尖叫，再看一旁只有14个月大的女儿脸色已变得苍白：一大杯开水从女儿的领口全部洒入。

    拿着医院的诊断书，看着女儿每天晚上因痛痒不停地哭，不停地挠；想起被烫时女儿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面对妻子的埋怨，我犹豫了。2010年8月，我的诊所彻底“关门了”，转行做了生意。

    最终让我回来的是两位老人。那一天很晚了，我回到家时，看见房前坐着两位从十几公里以外的其他村来看病的老人。我问：“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只是坐在这里等你。”我说：“要是我不回来怎么办？”他们说：“明天再来等。”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自己永远也离不开这里，离不开这里的农民群众了。

    我最终选择回来，回到百姓中来。当年11月底，关了几个月的诊所再度开张。那一天，诊所里来了许多维吾尔族农民群众，他们都是听到消息来看望我的，我心里特别温暖。

    其实，不要说我这样一个村里的诊所，就算是乡里的卫生院、县里的医院，医疗条件都是很有限的。我能做的，就是帮助农民兄弟们治疗一些常见小病，保障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让他们早治疗、早康复，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在村里当医生14年来，累计诊治病人75000多人，减免群众药费5万多元。

    这两年，阿瓦提县实行农村医疗改革，我被当地政府聘请为昆其宋村村医。打这以后，我的工作更忙了。越干越觉得离我当初回来时的目标不远了。因为我开诊所就是为了帮助维吾尔族农民群众，只要患者的病早点好起来，我心里就高兴。（本报记者王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