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的悲与喜

    一看到“城市与文学”这几个字，我首先联想到的是西方古代的雅典与罗马，现代的巴黎与伦敦，中国古代的长安与洛阳，今日的北京与上海。在也斯的《城与文学》中，说的是香港。《城与文学》可以说是也斯对文学、特别是香港文学，其中也包括他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思考与总结——完成这部书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也斯对香港文化的深刻论述，特别是他对香港商业文化特性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文化的驳杂，都市文化及对严肃文艺的蔑视；香港文人知识分子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挣扎；商业潮流中文人知识分子的趋炎附势及学院中人的庸俗化与功利化，热闹非凡的表面下所隐藏的荒凉与冷漠等等。在世界上其他的大城市中，这种中西混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文化景观是较为少见的，经历风霜重重转化的香港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的仍是一张模糊的脸。书中还多次提到“文化沙漠”的称号，使我们感觉到文化交流的趣味与诡异之处，我们也能体察到也斯对香港至今仍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质问，对香港文学不为外界所知的愤懑，其中也有对香港文化的反思。

    像也斯这样思维开阔而包容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看到的是多面的香港，因此更能反思香港的现实。这一切与也斯复杂的文化背景有关：从内地移民香港，在香港的乡村长大，到香港的城里谋生，再到美国留学，最后回归香港。因此，也斯对香港既有无法割舍的乡土之情，也有宽容、平和的反思。

    在也斯讨论的众多关于香港的论题中，笔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香港的文化身份问题。城乡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中西传统文化与文学共同的主题：苏格拉底的雅典，但丁的佛罗伦萨，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司汤达的《红与黑》，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无不反映了城乡的主题。中国《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文王的“作邑于丰”，《小雅·斯干》中武王的定都镐京，特别是《小雅·都人士》对城中人的描写更是令人感受深刻：“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其对城里人的崇拜与向往我们在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他如屈原的郢都，中国历代文人反复经历的被贬谪、流徙、放逐的经验，无不以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这样的大都市为中心，展开政治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鲁迅、沈从文、贾平凹、莫言等人作品中的城乡主题，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现代中国的城乡悲喜剧的发展历程。

    阅读也斯对城市文明及文学的思考，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城乡文化历史的国度，且正在大规模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今日，会有很好的启示。

    也斯在给友人苦瓜的诗里说：在田畦甜腻的合唱里／坚持另一种口味／你想为人间消除邪热／解脱劳乏，你的言语是晦涩的／却令我们清心明目。我们拿这首诗来述说城乡的不同的审美价值趣味，不也是很合适吗：在城里甜腻的合唱里／坚持乡间的另一种口味／城市想为人间消除邪热／解脱劳乏，乡间的言语是晦涩的／却令我们清心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