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日关系的深度解读

    与对甲午战争的研究相比，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戴东阳博士以对战前六届驻日使团的研究为切入点，穷十年之力，探微索引，释奥抉疑，深度解读这段历史，著成《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全书凡9章47万余言。以入选条件严苛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能吸纳并出版该书，即是对这部力作的无言评价。

    以往，一些学者研究中日关系史，只重视引用中国的档案史料，很少利用日本的外交档案。戴东阳于十余年间，数度负笈东瀛与美国，收集了大量中、日、英文的外交档案与文献，获得了日本数家大图书馆有关中国驻日使团的特藏文献。其中一些档案，是我国学者从未引用过的。在史料的考订与鉴别方面，作者也颇显功力，真正做到了言之证据凿凿，分析鞭辟入里。

    作者主要围绕琉球、朝鲜和修约三大问题，梳理战前中日关系，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兴灭继绝，保全琉球，始终是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的终极目标。书中指出，首届驻日使臣何如璋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提出“琉球三策”，据理力争。1879年后，历任出使大臣，从何如璋、黎庶昌到汪凤藻一直在为此努力，并提出将重议该案作为与日本谈判修约的条件。戴东阳指出：对琉球，“中国方面从未言放弃，而且在1881年后仍一直为重议琉球一案作不间断的努力。”

    作者不同意日本学者关于甲午战争前中、日争夺朝鲜的观点，认为何如璋、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是为保全朝鲜而作。围绕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东学党起义的中日交涉，也是为了保全朝鲜。本书揭示的日本外交档案证明，明治维新后，灭亡朝鲜已成日本的既定国策，所谓“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云云，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欺世之言。甲申年，驻朝清军果断行动，迅速平定了日本人策动的政变。正义属于中国，胜利属于中国，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翌年签订《天津条约》时，中方却作出让步。作者逐日比较中、日双方的谈判记录，终于解开了这一历史迷团。原来在谈判桌上，李鸿章多次表示中国没有侵占朝鲜之心，同时再三追问伊藤博文，日方是否有侵占朝鲜之意。伊藤博文多次信誓旦旦，导致李鸿章轻信其弥天谎言，这一种下日后战争祸根的条款遂得签订。

    甲午战前，日本一方面与西方列强交涉修约，要求取消这些国家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款；一方面要求中国修约，将不平等条款塞进新的中日条约。中日修约交涉持续十余年，却一直未被研究者重视。本书深入探讨了驻日使团在修约谈判中的作用，指出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使团的建议，坚决拒绝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使日本最终未能通过外交途径达到其目的。

    本书专辟一节，讨论历届驻日使团对日本社会经济及外交战略的研判。1879年，何如璋明确指出：“日本眼光所注不在西洋，而在中国与琉球、朝鲜各国。”又说：“此间办理交涉有年，深知其狡诈反复，弃信无耻。”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黎庶昌报告总署：日本事事与中国为难，恐怕将不驯至于打仗不止，提醒清政府不能再以“余力”应对。徐承祖通过其雇佣的日本间谍探悉日本高层决意略取朝鲜，也预言日本为朝鲜与中国开战只是迟与早的问题。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廷上下因循苟安，对近在咫尺的威胁视若无睹。本书作者陈述的史实，为我们探究甲午战败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证据；对处理中日关系得失的梳理，也会对国人与我们的外交家们有所启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