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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5月23日 星期四

    图书评介

    甲午战前中日关系的深度解读

    徐万民 《 光明日报 》( 2013年05月23日   11 版)

        与对甲午战争的研究相比,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戴东阳博士以对战前六届驻日使团的研究为切入点,穷十年之力,探微索引,释奥抉疑,深度解读这段历史,著成《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全书凡9章47万余言。以入选条件严苛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能吸纳并出版该书,即是对这部力作的无言评价。

        以往,一些学者研究中日关系史,只重视引用中国的档案史料,很少利用日本的外交档案。戴东阳于十余年间,数度负笈东瀛与美国,收集了大量中、日、英文的外交档案与文献,获得了日本数家大图书馆有关中国驻日使团的特藏文献。其中一些档案,是我国学者从未引用过的。在史料的考订与鉴别方面,作者也颇显功力,真正做到了言之证据凿凿,分析鞭辟入里。

        作者主要围绕琉球、朝鲜和修约三大问题,梳理战前中日关系,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兴灭继绝,保全琉球,始终是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的终极目标。书中指出,首届驻日使臣何如璋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提出“琉球三策”,据理力争。1879年后,历任出使大臣,从何如璋、黎庶昌到汪凤藻一直在为此努力,并提出将重议该案作为与日本谈判修约的条件。戴东阳指出:对琉球,“中国方面从未言放弃,而且在1881年后仍一直为重议琉球一案作不间断的努力。”

        作者不同意日本学者关于甲午战争前中、日争夺朝鲜的观点,认为何如璋、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是为保全朝鲜而作。围绕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东学党起义的中日交涉,也是为了保全朝鲜。本书揭示的日本外交档案证明,明治维新后,灭亡朝鲜已成日本的既定国策,所谓“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云云,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欺世之言。甲申年,驻朝清军果断行动,迅速平定了日本人策动的政变。正义属于中国,胜利属于中国,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翌年签订《天津条约》时,中方却作出让步。作者逐日比较中、日双方的谈判记录,终于解开了这一历史迷团。原来在谈判桌上,李鸿章多次表示中国没有侵占朝鲜之心,同时再三追问伊藤博文,日方是否有侵占朝鲜之意。伊藤博文多次信誓旦旦,导致李鸿章轻信其弥天谎言,这一种下日后战争祸根的条款遂得签订。

        甲午战前,日本一方面与西方列强交涉修约,要求取消这些国家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款;一方面要求中国修约,将不平等条款塞进新的中日条约。中日修约交涉持续十余年,却一直未被研究者重视。本书深入探讨了驻日使团在修约谈判中的作用,指出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使团的建议,坚决拒绝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使日本最终未能通过外交途径达到其目的。

        本书专辟一节,讨论历届驻日使团对日本社会经济及外交战略的研判。1879年,何如璋明确指出:“日本眼光所注不在西洋,而在中国与琉球、朝鲜各国。”又说:“此间办理交涉有年,深知其狡诈反复,弃信无耻。”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黎庶昌报告总署:日本事事与中国为难,恐怕将不驯至于打仗不止,提醒清政府不能再以“余力”应对。徐承祖通过其雇佣的日本间谍探悉日本高层决意略取朝鲜,也预言日本为朝鲜与中国开战只是迟与早的问题。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廷上下因循苟安,对近在咫尺的威胁视若无睹。本书作者陈述的史实,为我们探究甲午战败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证据;对处理中日关系得失的梳理,也会对国人与我们的外交家们有所启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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