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休闲质量须从制度入手

    5月19日，国家旅游局首次发布《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国民工作日空闲时间仅3小时，占全天的13.15%，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23.9%的平均值。在带薪休假方面，中国大陆在参与调查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低。

    工作日空闲时间少，意味着很多国民将时间投入到工作以及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中了。这样的调查结果不免让人感慨。曾经，很多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佐证，就是习惯加班以及多得数不过来的奖状。而现在，休闲俨然成了一个社会重要的参照系，对比其他国家“找差距”了，这样的变化足够让人心动。

    也是，工作不再是唯一的内容，奔跑不再是唯一的姿势，可以稍稍松口气，闲看山川风物，静观云起云舒，体会一下生活中“停下来”的乐趣。凡此种种，其实是一种常态回归。多少年忙东忙西，不就是为了这“偷得浮生半日闲”吗？

    从身边人的情形看，慢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成为常态化的选择。可以说，我们已经逐步在向“人”的内在需要迈步，习惯了回到自我、回到自在的生活。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现实生活中久已存在的桎梏。

    制度是制约国民休闲的主导因素。这些年，国民对于带薪休假已经不再陌生，不过，熟悉这样的提法是一回事，能不能享受到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单位、企业依然以刚性的制度强调效率，强调个体的奉献，那么，即便明文规定了带薪休假，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事实上，为什么仅7.7%的人因带薪年休假不符合相关规定，和单位有过交涉？那是因为，在稀有的工作机会与“奢侈”的带薪休假之间，不存在什么选择和犹豫。

    今年，699万大学毕业生将进入就业市场，在这样的人力资源压力下，每一个个体想必都会依据这一现实而谨慎调整自己的行为边界。而那些素来不把带薪休假、年休假等当回事的单位，很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强硬。

    此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使得国民休闲直接变成了枯坐休息——比如，城市里日益增长的交通成本。尽管中国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增速全球第一，可是，我们的脚步却很难离开城市，拥堵几乎成了城市里每一个人的梦魇。可为佐证的是，调查显示，中国国民用于工作的9.249小时中，用于交通的时间超过1小时。提高国民休闲质量，必须首先改变“我不是在岗位上，就是堵在去岗位的路上”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