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与忠德

    作为传统道德范畴的忠德，早在《周易》中已有萌芽，特别是《易传》中蕴涵着丰富的忠观念内容，并对中国传统忠德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易传》天道尚中、天尊地卑思想开启了忠观念之源。按照取象《易》理，人类社会活动包括道德规范都是取象天地之道的。忠德的理论元点可上溯到《周易》天道尚中观念。在各卦彖辞、象辞中，多见刚中、柔中、中正、中和、时中、中行、中道、得中等词语，而且都是对“中”的正面肯定，体现了《易》道尚中的理念。同时，从爻位上看，《易》非常重视中爻，所谓“二多誉”、“五多功”。且在古文字中，“中”与“忠”通假。《忠经·天地神明章》：“忠者，中也”。《国语·周语》：“出自心意为忠”。《周礼·大司徒》疏：“中心曰忠”。《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郑玄认为此处的“中”“犹忠也”。在某种意义上说，“出自心意为忠”和“中心曰忠”，阐述的都是“忠”与“中和心”的关系。《易传》将天道尚中的观念与人的道德心联系在一起，产生了朦胧的忠观念。《易传》忠观念成为先秦时期解卦的原则。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南蒯将叛，筮遇《坤》之《比》，子服惠伯提醒说：“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直接将所占之事是否忠信与《易》占卜准确性联系起来，说明先秦时人对《易传》忠观念是普遍认知的。此外，《周易》天道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天尊地卑。《系辞传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人类社会的尊卑等级、上下秩序是天生地设的，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尊地卑观念也是忠德产生的重要理论渊源。《周易》首乾次坤体现的就是尊君卑臣观念。乾不仅指天，“于人事言之，则君也，父也。以其至尊，故在诸卦之首，为易理之初”。（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一）与乾相对应的坤则为地，为臣，为卑。既然世界万物都是由阳尊阴卑构成的，无疑人类社会秩序也是上尊下卑的，卑者对尊者的忠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杨简在《易传·坤》中所说的“乾坤之道，为臣为妻，不得此至柔动刚、至静德方之道，则为臣不尽忠，为妻不尽正”，明确将“为臣应尽忠”作为坤卦义理来阐扬。

    其次，《易传》的忠信进德思想揭示了忠在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易》之“周”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忠信为周”（毛亨、郑玄在解《诗经》时，孔安国在解《论语》时等都主此说）。从某种意义讲，《易》本身就是宣扬忠信的。乾《文言》引用“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将忠信与提升道德联系起来，并将忠信作为进德的路径。王夫之“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周易外传》卷五）则将《易传》的进德（或正德）思想与君臣父子的忠孝道德观念紧密联系起来。此外，忠在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左传·文公元年》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无独有偶，《易·系辞传下》也提出：“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尽管《左传》中“德之正”的“忠”在《易传》中并无对应，但结合《文言》中“忠信所以进德”的表述不难看出，《易传》是把忠信作为进德路径的，虽然没有像《左传》一样明言忠为“德之正”，但无疑也是把忠作为道德的重要基础来看待的。

    再次，《易传》的忠观念凸显了卑以自牧、谦卑柔顺的臣德之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道德礼义所重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的上下尊卑。在《易传》看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人类社会的尊卑等级、上下秩序是天造地设的，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即所谓的“崇效天，卑法地”（《系辞传上》）。正像孔子把“正名”作为维系统治秩序的基础一样，《易传》也把“正位”作为维护尊卑秩序、践行忠德的首要条件，并把是否当位、是否正应作为吉凶悔吝的判断要件。强调“列贵贱者存乎位”（《系辞传上》），“圣人之大宝曰位”（《系辞传下》），“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象》），肯定了卑以自牧、致恭以存其位的谦谦君子。“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谦·六二·象》）强调的就是发自中心、忠顺守分的谦卑之忠，抨击的是以下犯上的悖逆。如“君子以顺德”（《升·象》），“从上吉也”（《讼·六三·象》）；反之，“自下讼上，患至掇也”（《讼·九二·象》）。“德薄而位尊，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系辞传下》）。《易传》的尊君卑臣观念还集中体现在坤卦中。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这种讲求敬顺的臣道思想成为后世“君为臣纲”的内在思想根源。同时，《易传》的臣子之忠不仅仅是柔顺谦卑，还有不易乎世、立不易方、从一而终的忠贞恒德。这种观念后世发展成“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道德铁律。需要注意的是，《易传》虽强调臣道忠君，但本质上也认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反对无条件的片面愚忠，倡扬“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系辞传下》）的独立人格，并以“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系辞传下》）来警示在上者如果穷凶极恶，臣民是可以“不应”、“不与”的。这与后世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单向度愚忠是有本质区别的。此外，《易传》还鼓励“干父之蛊”（《周易集解》释干为“正蛊事也”；《周易本义》释干为“饬治而振起”）的谏诤之忠，反对“裕父之蛊”的愚忠愚孝行为。《易传》干蛊思想与荀子的争子、争臣思想，都成为后世忠谏思想的源头。

    难能可贵的是，《易传》的忠观念还保留了在上者之忠和平等主体之忠等忠之原初意义。无疑，最初的忠是尽心竭力对待一切人、一切事的态度，其主体除了在下者，也包括在上者和平等主体。对于在上者而言，自古就有“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六年》）的观念。《易传》“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实际上强调的也是“忠于民而信于神”“上思利民”的君德。这种顺天应人的逻辑指向就是敬天保民，具体表现为“君子以容民畜众”（《师·象》）、“不伤财，不害民”（《节·彖》）等仁君爱民利民之举。遗憾的是，随着中国君主专制的强化，顺天应人、敬天保民的君德之忠很快就湮没在臣子对君主的片面服从之忠中了。对于平等主体之间，春秋时期普遍认同“与人忠”（《论语·子路》）的竭己为人精神。《易传》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的类观念，提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系辞传上》）的平等主体之忠，强调“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推衣共食的忠义之情，把“中心愿也”、“中心得也”等发自内心的忠诚作为人际交往的基础，体现了竭己为人的忠之原初本义。此外，《易传》对和、兑、孚、信等精神的肯定，宣扬的也都是人际交往中的忠信原则。对于平等主体之间，《易传》强调的是双向义务，凸显的是我爵尔靡、彼此应和的忠信人德，而非片面的、不平等的卑顺愚忠。可惜的是，《易传》这种同心同气、平等待人的忠之元精神随着后世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也很快从忠德主流话语体系中消失了。

    （桑东辉，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中国传统忠德之演变》。

    博士导师：黑龙江大学教授 张锡勤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肖群忠

    湖南大学教授 朱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