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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梗概
插队白马湖的这一拨知青，在日复一日的劳累、饥饿和忍受厕所恶臭、乡间污言秽语以外，也不乏苦中作乐，比如，牛皮哄哄地互相比拼，与队长、场长斗智斗勇，以及羞怯地发现爱情。
知青生活成为共同的回忆，回城之后大家却走上了迥异的生活道路。落拓不羁、把一辈子都活成畅想曲的大甲，在美国办起装置艺术展，对“后现代”一无所知却玩得娴熟；作为圈子中心的老大哥郭又军下岗了，除了溺爱女儿，别无寄托，最终在失望、窝囊、郁闷和癌症的逼迫下自杀；刀马旦气的小安子，不甘平庸的生活，终于还是从郭又军身边离开，去周游世界寻找她的浪漫，却把自己的日记转给了陶小布；陶小布在青涩的插队岁月追到了简单清澈的马楠，也在婚姻的平凡中学会调适她的“偏执”；作为革命精神领袖的马涛，坐过牢的经历没给他带来预期的加分，他的狂妄自负被国外知识界轻视和湮没了，而他的精神高贵在国内又显得落落寡合；郭又军的女儿丹丹成为律师后接手的第一件案子，是叔叔的杀人案——贺亦民大起大落，做过烂仔扒手，开过公司，搞过世界性发明，却因一次意气用事而被捕；马涛的女儿笑月，在破碎的家庭里养成了自闭叛逆，她的以死相逼让下一代的问题也浮了出来……
由于郭又军等人的张罗，白马湖知青回城后的每年聚会，依照老习俗总是定在大年初四。大家在一间借来的教室或会议厅里，各带一点吃的，说说笑笑，吃吃喝喝，相互进行皱纹的年检。不用说，一旦女人们的话题转向孩子择校的费用，转向柴米油盐的价格上涨，这些脸就越来越不中看了。
这种聚会一旦形成便不间断地延续几十年，倒也是个奇迹。同学、战友、老乡、同事的聚会，好像都难以做到这样。“你这小杂种躲到哪里去了？”“死鬼你还晓得来呵？”“老子一看你就恨不得……”他们见面时总是习惯用这一类辱骂来表示亲热。惨遭毒蝎攻击式的尖叫，大概也出自女人们的狂喜。
他们是被又军吸附在一起的。军哥的插龄其实很短，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担任知青事务总管的角色。在县城那几年，他的住所就是知青接待站，来往食客特别多。调到省城后，他又成了个联络中心，哪个病了，哪个搬家了，哪个要结婚或要离婚了，哪个的父母或子女有事了，好像都在他的业务范围之内。他骑一辆破自行车颠来颠去，对各路情况了如指掌全面关怀。几个老姐老妹的最喜欢去他那里，据说连妇科病的隐私也愿对他唠叨。
大家也是被白马湖粘合在一起的。那么白马湖有什么特别吗？从这些人的表情和言语来看，过去的岁月黯淡无光，说起来简直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吃不饱呵，睡不够呵，蚊子多得能抬人呵……白马湖是他们抱怨的对象，痛恨的对象，不堪回首咬牙切齿的对象。如果说他们现在下岗失业了，提拔无望了，婚姻解体了，儿女弃读了，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肯定就是白马湖罪大恶极，窃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
不过，在不经意时，比如对晚辈说话（他们有时混迹于这种聚会），他们也可能脱口而出：
“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样浪费？”
“我们那时候，一担谷一百八还上坡。你哭都哭不动吧？”
“你们这些蜜罐子里泡大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天打蛇七八条，不算稀奇。”
“我们那年月，连一罐猪油也是大家分，没人敢独吃。”
“给鸡打青霉素，你不会吧？”
这些话值得稍加注意。从口气上不难听出，他们似乎在夸耀什么。打针（知识）、猪油（情义）、打蛇（勇敢）、担谷（劳动）……是值得夸耀的吗？如果是，那么另一个白马湖就与前一个白马湖混杂起来了。
比较而言，启蒙前辈也好，卫国老兵也好，怀旧态度大多是单色调，只有自豪，绝少悔恨，几乎是雄赳赳的一心一意。但从白马湖走出来的这一群要暖昧得多，三心二意得多。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他们聚集在郭又军这只老母鸡的翼下，高唱一首首老歌，津津乐道往事，结伴寻访旧地，深情看望老房东或老邻居，接受当地新一代官员的欢迎和赞美，甚至编影集，排节目，办展览，筹建纪念碑……一切英雄怀旧的外形都有了，但他们的表情始终要低几度，口气总是要带点躲闪，有点强打精神的意味，似乎是对一笔亏损的生意，不便大吹大擂和恋恋不舍。他们的自豪与悔恨串味，被一个该死的白马湖搞得心情失调。
还有一些人，从不参加这种怀旧。因为在外地，或因为失去联系，或因为不感兴趣，一直是初四的缺席者。
黄，六队的，曾强烈要求把自己的姓名改成“誓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不同意，是觉得“誓”这个姓太怪，名字也太长，再说占了那么多好词，万一这家伙将来犯错误，大家要骂要咒要“打倒”，不大方便吧？他后来喂过猪，每次都动用肥皂、刷子以及梳子，把集体的猪侍候得干干净净，得到农民的赞叹也让农民困惑。嗯，学了毛主席的著作硬是不一样，养猪都养得这样客气。不过把猪娃都养成了相公少爷，以后它们要不要上床来睡觉？
顾，三队的，脸色透青，几乎不说话，活得像个哑巴，更像若有若无的一个幽灵，小小年纪就习惯于从眼镜框上方看人，后来在文艺宣传队跑龙套时演过一个账房先生，虽无一句台词，但大家都觉得他神形毕肖。有一次，几只鸡误食打过农药的稻谷，被毒倒在田边。他不知从哪里学来一招，找一把剪刀，用火消消毒，剪开鸡的食袋，以肥皂水冲洗，再用针线将伤口缝合，居然使两只中毒的鸡活了过来，让村民十分惊喜。他回城后混得不是太好，在蔬菜公司早早辞职，卷铺盖回乡下养鸡去了，一干就是十几年。他的回乡与当年那一次妙手救鸡可能不无关系。
郑，一队的，给人的最深印象是个子特别高瘦，走路时摇摇晃晃，好像重心不稳，行走成了一种飘荡。有人说他偷过东西，有人说他没偷过。有人说他同某女谈过恋爱，有人说他没谈过。有人说他在乡下干了3年，有人说他干了5年。有人说他毕业于五中，有人说他是十八中的，只是随姐姐混进了五中这一群……总之，有关他的事大多歧义丛生，这本身就是一大特点。说起来，与其说大家对他感兴趣，不如说对他老爸感兴趣。那位老人每次写信，都是写在报纸中缝，于是寄报就是寄信。好处是报纸属于印刷品，邮资3分钱，比信函省了5分，而且让儿子多看报，好歹也能温习几个字。不知是不是老人这一手见了成效，儿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去了大西北一个石油基地。
……
日子久了，更多人成了聚会的缺席者，甚至也进入歧义丛生的状态，比如说：还活着吗？已经死了吗？是不是真活着？是不是真死了？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
我很久没听到这种歌声了，以后能否听到，也不知道。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倒闭大潮，使这里的多数人丧失了唱歌的兴趣。相反，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打麻将，喝小酒，斗嘴取笑，更多的只有抱怨。“地狱”“劳改”“大迫害”“大骗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九死一生”“万劫不复”……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流行用词，对于他们来说最为顺耳，最为解气，最能记住。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认定：说得太好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若不是因为下乡，若不是因为白马湖，他们哪会沦落到眼下这个地步？他们不也能在北大、清华那种地方混个三进两出？不也能与那些戴上钻表、开上豪车的成功人士们有得一拼？
我也参与过这种抱怨。
几乎忘了的问题是，白马湖的农民会这样说？他们当然也觉得知青崽很苦，离乡背井更是可怜，但再苦也就是几年，顶多是服了几年兵役吧，而他们在白马湖活过了世世代代，甚至一直活得更苦和更累，那又怎么说？他们甚至不能享受知青的“病退”和“困退”的政策，没有招工和升学的优先待遇，但一眼看过去，土生土长的万千农民中不也成长出好多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体育明星、能工巧匠、绝活艺人，还有一条短裤闯出国门却把生意做向了全世界的家伙，凭什么说三五年的农村户口就坑了你们一辈子？
恰恰相反，是“城市户口”这种保护伞，是“国有企业”这一类安乐窝，养懒了你们的一身肉吧？废了你们的武功吧？你们这些“国”字招牌和“城”字招牌下的红色破落户，二等八旗子弟，国家粮养出来的病秧子，一旦失去保护伞和安乐窝，就只会打麻将喝小酒了？你们开骂也不妨事，但冤有头，债有主，端起城里人的小架子，往自己身上贴几枚假伤疤算怎么回事？
我猜想不少乡下人就是这样想的，只是没说出来。即算说出来了，也很难被媒体放大——媒体毕竟都是城里人办的。
我也说不出来，不仅因为自己有幸上了大学，还混成了副教授，混成了科长、处长、厅长什么的，涉嫌人模狗样，能给这个那个办点小事，能给朋友的聚餐埋一两次单，在物质优越的同时收获精神优越。自得于一种双重的富有——这种人最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说不出口是因为曾在街头突然见到一个女同学的肮脏、憔悴以及过早苍老，惊愕得退了一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我熟悉的哥们没钱给儿子所在的学校“赞助”，被儿子指着鼻子大骂，只能暗地里自抽耳光。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曾与我同台演出的姐们，失业后干上了传销，逢人便推销净水器，以便发展敛财的下线，以至喋喋不休翻来覆去百般纠缠廉耻尽失。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曾帮我拉过车的老同学太穷了，去校园里捡垃圾，顺手偷窃球鞋和球衣，落了个当场败露，被一群大学生无比正义地暴打。我说不出口。我一次次想说却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是因为刚刚参加了郭又军的追悼会，会上诸多熟悉的面孔都容颜渐老，不是掉牙就是谢顶，却闪烁着小动物那样的眼睛，透出温顺和惊乱，正在有关明天的恐慌前不知所措。他们是被一些知识精英昨天认定必须赶下岗的人（为了效率），也是被同一批精英今天鼓吹必须闹上街的人（为了公平），是某种流行理论时厌时宠的那些影子。
他们其实不是影子，是人。他们不想下岗，也不想上街，只是需要一个理由，使自己稍微宽慰一点，轻松一点，能有勇气活下去——哪怕这个理由是一枚假伤疤。
这有什么过分？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从四面八方奔赴初四聚会，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在一张立体化与活动型的照片里，在一张褪色发黄的集体留影里，在每年一度定期出演的温暖定格中，给自己的神经镇痛。他们的抱怨是相互温暖的一部分。
显然，对于他们来说，谎言是必要的镇痛剂。在这个时候，谎言是另一种形式的真理，不真实是真实的一个面具，正如真实也可以是不真实的一个面具。
我连这一句也说不出口。
就在不久前的那个初四，他们包乘两辆大巴又去了白马湖，享受了乡政府的招待酒饭，各自接受了茶场馈赠的两袋茶叶。据说因筹建纪念碑的事商议太久，三五位有见识、有阅历、有行政经验的男士们各有主张，理应让老友们刮目相看，于是在碑址选择和碑文内容方面争执不下，耽误了大家的返程，晚上只好临时就餐在路边一饭店。军哥忙于录像，交代另一位收饭钱，每人20元。不料大家抹嘴巴剔牙齿走出饭店时，收款却差了一大截。“我们流血流汗那么多，还要交饭钱？”这一条好像说不过去，毕竟店主与茶场没什么关系。“这个厨师也太不行啦，饭都没怎么蒸熟。”这一条好像也不上道，再糟糕的饭不也是吃了么？到最后，还是有些人瞪大眼，干脆交出一脸的无辜：哎，哎，不是说不收钱么？对呀，你们什么人在这里假传圣旨！
谁说不收钱？张某说是李某说的，李某说是吴某说的，吴某说是邢某说的，邢某说是洪某说的，洪某说不知是谁说的……一个查无来处的谣言被这些人坚信，被这些人热心传播，被几个铁杆信谣者七嘴八舌再一次强辩为真实，倒是军哥的辟谣被很多人怀疑，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情，在这里瞎操心。
没办法，面对气呼呼追出大门的店主，又军只好押下自己的身份证，打下一张欠条，答应过几天来补齐欠款。
汽车开动了。又军没再窜前窜后地给大家录像和说笑话，只是坐在最前的座位上，一声不吭捧住脑袋，好像睡着了。
与来时满车笑语的情况不一样，这次是出奇的沉默，大家也久久地不再说话。
（摘自《日夜书》，韩少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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