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学史构成国家思想史

    大学时读赫尔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发现其中大量篇幅其实是谈论俄国文学的，在赫尔岑的心目中，俄国革命思想史的最重要构成似乎就是俄国的文学。最近翻译米尔斯基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发现作者在论及批评家拉祖姆尼克时这样写道：“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改写后以《20世纪俄国文学》为题于近期再版）是对个人主义（他将这一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以这一社会思想史取代文学史。”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俄国，革命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乃至一般的思想史，首先是与文学史挂钩的，两者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相互“改写”和“取代”。换句话说，俄国文学可能是最富含思想成分的，最具有思想史意义的。

    我们可以从俄国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内在特质、创作主体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来梳理或理解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崛起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作的题为《西方的俄国观》的讲座中曾提及：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后一直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的面世，才使得整个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高峰之一，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俄国文学从此成为俄国的文化名片，蕴含在俄国文学中的俄国意识和俄国思想也凭借俄国文学的翅膀翱翔于整个世界，获得了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接受。其次，俄国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重的文学。在俄国，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被奉为“生活教科书”，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所谓“审美的乌托邦”，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

    从创作主体角度看，俄国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一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等；俄国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人们乐此不疲地在每一位俄国大作家的创作中深入发掘其思想内涵；任何一部俄国思想史类著作，其最重要的论述对象必定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俄国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

    再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和教谕功能的角度看，俄国文学始终是俄国人最重要的思想载体和思想表达方式。在《往事与沉思》中，赫尔岑通过对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思想成为一种力量”的过程，而别林斯基则曾将赫尔岑的文字的价值归结于其中的“思想的力量”。像赫尔岑这样兼小说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师，像《往事与沉思》这样同时具有文学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的著作，在俄国文学史中俯拾皆是。

    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三个归纳，即：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化中的“中心主义”位置主要是仰仗其强大的思想性获得的；俄国文学与俄国思想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构成和特殊本质；俄国思想的表现形式或曰存在方式，往往就是文学的泛社会化、泛思想化以及关于文学的文化学阐释。

    文学家扮演民族思想家的角色，文学史构成国家的思想史，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为何会出现在俄国，或曰为何在俄国获得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呢？

    首要的原因自然要到俄国的社会体制中去找。近代以来，俄国一直是一个相当专制的国家，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从叶卡捷琳娜女皇到沙皇尼古拉，专制统治和君主意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源远流长。人民的不满和抱怨，甚至愤怒和抗议，在这个言论和出版不够自由的国度，往往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来间接地表达，久而久之，作家们便逐渐扮演起社会良心、民族先知、民众导师、真理代言人等角色，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文学作品也逐渐被视为俄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和温床。

    其次，俄国文学被当作后起文化的一种突围途径。只有千年文明史的俄罗斯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对落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彼得的改革虽然使俄国在军事、地理甚至政治上谋得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文化上的劣势在彼得之后近两百年间依然是俄国的一块短板。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民主思想和德国的哲学体系之后，俄国或许只能在文学艺术方面寻求突破了。肩负着俄罗斯民族文化崛起之重任的俄国文学，自然会具有严肃的责任感和庄严的使命感，而这类情感的积累和渗透，又塑造并进而强化了俄国文学的思想属性。

    最后，或许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使然。俄国横亘于欧亚大陆，所谓“欧亚”之合称是俄国人标榜其独特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说西方人相对而言更为理性、更重分析，而东方人更为感性、更重综合，那俄国人似乎就介于理性和感性、分析和综合之间，文学性的思想或思想性的文学，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最佳体现。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表现和别尔嘉耶夫的理论描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二律背反”、“双重人格”或曰极端性，自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持续，却无疑有利于文学和艺术。俄国人大多生活在寒带森林中，地广人稀，被迫的独处或主动的隐居，对自然的静观和对相遇的渴求，都会同时促进静思和倾诉这两种能力的发达。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而言较多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温情柔和，较之于新教而言它则保持了更多的仪式性和传统性，而同时相对于其他两种基督教流派，它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由所谓“弥赛亚意识”带来的虔诚感和使命感，以及由“罗斯受洗”时便已表露出的宗教审美情感。可以说，对于俄国文学有着强大影响的东正教，自身也蕴含着教谕和审美，亦即思想和文学这两大因素。

    由此可见，俄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深远的思想史意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民族心理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塑造出了具有强大思想史意义的俄国文学。

    作者介绍：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