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新的文明复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35年，实践检验出一条真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我们国家面临什么样的历史性课题？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但到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更需要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不断变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来审视大势，驾驭全局，抓住关键，用好机遇，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举步稳健，避免功亏一篑。

 

    我们面临一个关系到继续改革开放、关系到民族复兴成败的重大历史课题：促进新的文明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一、中国发展与大国关系

 

    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约1/8。十年之后的2011年就已达其近1/2。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先后在国际贸易年总量、制造业产值年总量以及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年总量等各项关键经济指标上超越美国。2012年中国GDP达519322亿元，增长7.8%，继续快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权威国际机构纷纷预测，到21世纪头20年结束时，中国的GDP总量可能超越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预测，2016年中国就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一些史学家使用所谓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概念，认为霸权转移过程必然导致战争。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实力对比的变化，再次提出了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大国之间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规律性命题。中美会不会不可避免地重蹈老路？

 

    中美斗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其实后面都有美国的阴影。美国仍有人热心“遏制中国”，处心积虑西化、分化中国。中国却要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一厢情愿，甚至与虎谋皮？

 

    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当全球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震荡中不仅巍然屹立，而且在不断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遏制中国”之声随之雀起。

 

    “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撒切尔夫人）

 

    “过去五十年美国与苏联争霸，今后五十年美中争霸。”（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原主席卢格）

 

    “当中国辗过我们时，我们不能仅仅坐视……人们说，你不能挑起贸易战。伙计们，贸易战正在进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在美国，有一个环环相扣的怪圈——右翼反华、媒体煽风、民意激动、国会施压、政府出牌，反华浪潮时起时伏。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似敌似友。时好时坏，坏了又好，好了又坏。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不好不坏，究竟要到哪里？

 

    问题还不只是美国。“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效应倍增，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一些国家应对我快速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显增强，中外关系进入矛盾摩擦多发期，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战略警觉和防范牵制加大，一些邻国对我戒备心理上升，在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网络、地区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在南海、东海等主权争端上，在汇率、贸易、资源、气候等发展问题上，我国遇到的挑战增多、压力增大。

 

    可见，摆脱冷战战略，没有那么容易；摈弃冷战思维，不是那么简单。中国由弱变强，没有那么容易；美国由强变弱，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自然引起世人瞩目。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依托世情的深刻变化

 

    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时，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该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的大国关系。

 

    这个战略性提议，很快引起中美两国战略家们乃至两国高层的重视和积极互动。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演讲。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发展和建立起不同以往的新型的大国关系。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强调：新形势下，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局面。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俄罗斯及非洲三国，进一步提出，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为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应该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那么，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何以走出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大国之间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规律性命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记者会上，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谈了三点：一是两国利益有共同点、汇合点，应继续推进互利共赢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不否认分歧，但只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三是文明、文化上互学互鉴，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概而言之，既要着眼大国之间的现实利益，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更要登高望远，审时度势，夯实新关系的社会基础。

 

    登多高，看多远？

 

    先看，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曾经面临怎样的“世情”。

 

    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这就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崛起所依托的基本“世情”。

 

    再看，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使当代西方国家发达，但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三个紧张”又使发达国家的发达难以持续，新兴国家的崛起难走老路。

 

    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引起如下三个关系的“紧张”，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

 

    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孙中山早前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

 

    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也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文明冲突”，“核威慑”的恐怖，使大国之间不得不寻求相对的“核妥协”、“核均衡”。

 

    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气都在遭到破坏。天——1906年至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国际公认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组织IPCC发出警告，最近50年主要是由于排放二氧化碳等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大幅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增强，致使全球气候变暖。地——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粪便、生活垃圾、废水、有毒有害废物使生态坏境日益恶化。水——局部地区水源枯竭，水源污染。空气——H7N9禽流感再次发出警号，莫名疫病正危害人类健康。

 

    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感叹：“人类不是哺乳动物。因为地球上的每一种哺乳动物都会本能地发展和自然的平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人类并不这样。人类每到一处就拼命扩张，直到耗尽自然资源。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张到新的地点。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与人类相似，那就是病毒。”这是极而言之。

 

    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高气盛欲壑难填，社会不能和谐稳定，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

 

    那么，出路何在？

 

    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和谐世界。

 

    新的文明复兴，应能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和夯实必要的社会基础。

 

    三、在促进新的文明复兴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应有所作为

 

    从以上对世情变迁的剖析，可以得出结论：

 

    ——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大都得益于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这种解放过程中引起的“三个紧张”，又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

 

    ——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呼唤一场新的文明复兴；

 

    ——“新兴大国”发展正当其时，已不能按过去的老路“新兴”。“守成大国”要继续领先，也不能按过去的方式“守成”。于是，两者既有需要、也只能努力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为此，在当今世界，中国就应当：

 

    ——高举起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

 

    ——高举起“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站立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高点；

 

    ——使冷战战略、冷战思维彻底成为历史，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同时，也就为中华民族赢得和延长实现伟大复兴、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机遇期。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明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这是基于两点：

 

    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欺骗谁，而是基于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

 

    二是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为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建造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

 

    人类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新人文主义”。但“新人文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加上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实践中，最广泛最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

 

    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四、中国在和平发展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稳步前进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是中国单方面的努力。但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关系，很难自觉和主动，还会很不习惯，不舒服。大国构建新前进关系的过程，必然是复杂、反复、曲折的较量。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我们逐渐强大，不断强大，足够强大，人家就不能不与我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如何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稳步前进？

 

    第一，不当头称霸。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一路走来，创造了3个1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纵观一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能继续走好“第4个10年”的经济体，几乎没有。中国能否迈过这个坎，创造新的发展奇迹？世界在拭目以待。从基本面上判断，当前我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牢牢把握机遇，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二，不损人利己，善于以互利共赢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正当关切，绝不做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事情。面对来自周边的挑衅，要有理有利有节，多斗“智”，少斗“气”。民族主义不等于民粹主义，大国要有大国的气象，大国国民要有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但也要防止应对失当而刺激内部矛盾，内部矛盾借外部因素爆发。

 

    第三，不招谁惹谁，但绝不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但13亿人的中国，总要发展。经济发展后，国防力量也要有必要的发展。面对东海、南海争端，我们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中国不招谁、不惹谁，但也不怕谁、不信邪。中国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具有用军事手段捍卫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必要时用实力遏制战争，用实力维护和平发展环境。要着眼于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发展必要的“不对称撒手锏”，这是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维护和平发展环境的重要凭借。

 

    第四、不畏惧围堵。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只是刚提出的一个战略愿景。现实是美国积极在我周边“投子布棋”，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我进行战略围堵。中国要和平发展，必须有大智慧、大战略。在东面，必须突破“第二岛链”；在西面，必须战略西进。扩大向东开放，才能东接财源；扩大向西开放，才能西接能源。

 

    第五、不陷入孤立。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我们最应吸取的教训，就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诚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但不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立足。中国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与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冷战对手，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自身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第六、不重开冷战，高举促进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中国正致力于和平发展，对内正构建和谐社会，两岸正迈向和平统一，人类也期盼和谐世界。都需要“和”，都崇尚“和”。站在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制高点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促进新的文明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然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我们就顺势而为，迎头而上，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检验它、成就它、发展它。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