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家务进入孩子的日常生活

    长夜难眠，当水墨父母得知自己孩子因拒绝做家务，被德国“租赁妈妈”告到法庭时，我猜想他们也许会辗转反侧，也许还会后悔没有从小教会孩子常常做些家务。

    让孩子在做家务中生成一双勤劳的手，使其终身受益；让做家务进入日常生活，这便是生活的日常性。做家务，它不只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能力和责任，而是日子的一种过法，是对家人的爱心，是人类生活幸福之所在，而会做家务的孩子自然更幸福。因为要培养孩子对各种事物旺盛的好奇心和自觉性，必须让孩子从小学做家务，使之参与到真实的家庭生活中，学会与人相处，学会计划性做事，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分享、同情及承担义务，并在这点点滴滴的家务中获得快乐和幸福。而这种纯粹的幸福感，只有生他养他的父母才可能教给他。如果我们不教会孩子握住劳动幸福这只仁慈的手，生活那只无形的手，就会抛弃我们。

    小时候，我及我的同龄人都是父母的好帮手，我们知道美味的食物怎么来，干净的衣服怎么来，整洁的环境怎么来，良好的家庭氛围怎么来，并从中感受着生活的幸福。直至今天，我都还是与我丈夫争下厨房，常常下班到家，两人七手八脚的十几分钟，就可做好荤荤素素的一顿；我的“90后”孩子，从小也与我一起做家务，洗洗刷刷，蒸蒸煮煮，嘻嘻哈哈的，至今孩子放假回家提及，一脸幸福；当然，放假回来也会为我们做点儿在外面学会的新奇美食。其实普通人日常就是这样生活的，而幸福就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幸福感，是孩子的，也是成人的。

    当然这要从小培养，常常做，才可能养成好习惯，哪怕洗洗碗，拖拖地，浇浇花。久而久之，有助于孩子做事的计划性、责任心和意志力的形成。尽管今天已很难像古时“清晨即起，洒扫庭除”般勤劳了，但一个家庭，夫妻、孩子同做家务，都会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幸福图，于夫妻、亲子关系百益无一害。

    便想，如果是我孩子到的德国，她会不会也像水墨一样呢？也许不会，尽管环境不同，尽管德国父母这些做法似乎“不近人情”，尽管他们的法律成本很低，任何行为不合皆可上法庭，但这却是德国法治社会的常态；而我们是仁治社会，以仁为本，不做家务之类理所当然为小事，甚至小事都不算，便以说教为主，如告上法庭于情于理于物都难以理喻，所以成本很高。但当中国孩子身处德国遇到法治，其中既有国情与背景不同的变数和异质，也必然有作为人共同素质的基数和常态，这个基数和常态便包含着从小就把做家务当成日常生活，所以我说一个会做且常做家务的孩子，是不会犯此错误的。

    然而，水墨的遭遇，并非偶然。不会做家务，是中国千千万万的“水墨”，尤其中国男孩。

    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民间社会和包容性信仰体系，少儿道德教育自然会出现问题，而中国传统教育基石的家庭教育也因独生子女政策而被削弱。大家都把获得良好教育视为一场分数至上的残酷竞争，忽略孩子的情商和心理健康，忽略从小事做起，更忽略做家务的日常性，无论阶层，无论贫富。如今媒体只要宣传哪个孩子做家务，承担家庭义务多是非常态、悲情性的，或是家庭出了问题，或是草根的孩子，做家务是他们的疼痛，是不得已的。基本听不到对擅长做家务孩子的赞扬，看不到对做家务孩子的珍重与微笑，也感受不到对劳动的尊重和彰显。受赞扬的多是各种竞赛夺冠者，考上名校的佼佼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价值教育依然铺天盖地，如此“成功学”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荼毒我们孩子的心灵，扭曲他们的人格，进而去创造空洞的价值观。民间社会（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对青少年的这一褒扬，便成了他们生活最常态的目标，也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性。

    于是，他们学会分享、同情及承担义务的可能性变少了，与人同甘苦的纯粹幸福感也变小了。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宠物生活，不会劳动，也感受不到劳动的乐趣，更不会用自己的双手打点自己的生活，而一个不会生活的人，其一生自然也不会幸福。

    这个故事也许会让中国更多的“水墨”知道：家务背后是爱心，做家务是生活的日常性，是人与人之间有形与无形的契约关系，也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之一。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日常的幸福感。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南方文坛》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