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史学科理论的力作

    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受到了学界持续、热切的关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理论问题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但遗憾的是，相关的探讨成果有限，且不系统。而郑大华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可谓是系统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理论的具有代表性的力作，体现了作者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理论自觉。

    正是秉持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作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所研究的主要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他看来，只有明确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国近代思想史才能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才有独立的学科边界。这是作者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理论的第一创见。

    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与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并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替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作者提出，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不仅“有外因决定论之嫌”，而且“隔断了思想上的连续性，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因此，他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与此相类，作者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分期的划分，也必须充分关照“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据此，作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理论中，作者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演化动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学界既存的两种观点——“冲击—反应”模式及中国中心观，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近代转变和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非外因决定的，也不是内因决定的，而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变或发展，即“合力论”。作者强调，“我所主张的‘合力论’不等同于‘均力论’”，因为二者在中国近代社会与思想的演化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所起作用的大小和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近年来思想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是本书作者着意探讨的问题。作者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碰到和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基于此，作者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其一，“首先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学会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或整体的）观点考察问题，即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作为运动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其三，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征对其思想的影响，这有助于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作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和评价。其四，运用比较研究法。在作者看来，就思想史的研究而言，经常运用的比较法主要有两种，即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亦即作者所说的前后左右比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