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百春的援疆梦

    田百春与新疆有约。

    北京。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他心情急迫：“医生，来个痛快的，尽快给我手术吧！我还要回去援疆！”

    病情严重，不能手术。“援友”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来看望，他呵呵一笑：“我已经学会了和癌症交朋友，学会了和它共存共生。”

    他和人们约定，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要重回新疆，回到兵团日报社。

    抗争了一年零两个月，死神没有放过他。3月21日凌晨5时，田百春永远地离开了。这一天，离他48周岁的生日只差不到一个半月。魂牵梦萦的新疆，回不去了。

    求是杂志社工作9年，借调香港10年，援疆5个多月……追梦的旅途上，田百春划出了一道清晰的人生轨迹，留下的，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和知识分子的情怀。

    结缘新疆

    田百春第一次到新疆，是1988年。

    那年，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他就与同事到西北出差。

    他们不坐火车，专门搭长途汽车向西进发。“当年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他们说什么，我们听不懂，但从其手势和眼神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友好和善良。”“那一刻，我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人们都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美。”多年以后，田百春在一篇文章中说，新疆是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

    1992年，田百春调到求是杂志社，成为了一名理论宣传工作者。他先是在哲学历史编辑部工作，后来又到了政治理论编辑部。

    “百春的史学底子好，政治理论水平也很扎实，很快就成了我们部里的笔杆子、台柱子。”当年政治理论编辑部的同事们充满深情地说。

    那是田百春的“高产”时刻：他编发了《评“东亚战争史观”》、《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意义》等文章；完成了《河南省南阳酒精总厂调查》；为迎接香港回归，主笔写作了《百年盛事，共创美好未来》的评论等这些作品或被新华社转发，或被人民日报摘登，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9年7月到10月，田百春和时任求是杂志社办公室副主任的朱铁志以及其他两位同志一道，被抽调到杂志社“三讲”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起草讲话、编写简报和信息。那是一段异常忙碌的时光，通宵不睡觉是常有的事。“但小田从来没有发过牢骚，没有一句抱怨，只是踏踏实实地干工作。他的敬业精神是超常的。”朱铁志说，这段时间里，他和田百春亲密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田百春又一次到新疆，是2001年。那年，他陪同时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王天玺到新疆调研，来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所在的石河子。

    “我无法想象，从王震将军当年率领兵团战士在荒漠中安营扎寨、开荒种田，到建成一座座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宜居城市，兵团人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田百春萌生了一个想法：将来要与兵团人共同生活、战斗一段时间。

    回到北京后不久，田百春借调到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工作，一去就是10年。10年间，他曾几次带着香港新闻界的朋友到新疆采访考察。工作的地方离新疆更远了，去新疆的想法却更强烈了。

    执著梦想

    2011年2月，田百春结束了驻港生涯，回到北京。无论是他工作过的求是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部还是政治理论编辑部，都有了很大变化，老朋友朱铁志也已经担任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机关党委书记。

    田百春被任命为求是杂志社所属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

    4个月后，求是杂志社接到援疆任务，田百春毫不犹豫报了名。

    “怎么刚回来就要去援疆？从家庭角度说，你对妻子女儿亏欠了10年，该补补课了；从单位角度说，我们不能盯着一个同志反复往外派，不能这么做事情！”朱铁志有些激动，他的意见也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的意见。

    同事们感到不可思议。

    田百春的家就住在求是杂志社大院边上。无数个早晨，人们看见田百春的妻子拎着书包、穿过院子送女儿去上学。10年，新媳妇熬成了中年妇女，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好不容易回来了，却又要去援疆。有人说，真不知田百春是怎么想的。

    河北老家的老母亲也生气了：“香港一去就是10年，看看你家像个什么家样啊？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怎么又要走？”

    田百春摆出3条理由：“第一，对新疆有感情，在香港时，就带着记者去新疆和兵团采访过；第二，对新疆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已经积累了几万字的文字材料，想写一本关于新疆的书；第三，我是学历史的，深知新疆的特殊重要地位。我一直有个愿望，想到新疆工作几年，想为边疆发展、民族团结做点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经历。”

    妻子深知，丈夫是个理想主义者。她试着和丈夫商量，女儿马上就要上高三考大学了，能不能等女儿高考完再去？

    “错过这一轮援疆，还要再等3年，趁还年轻，这次就让我去吧。女儿高考就让她考吧，要相信女儿的能力，没事儿。”田百春说。

    为援疆这件事，分管人事工作的朱铁志正式和非正式找田百春谈过多次。一次，两次，三次，还是要去。不仅如此，他还给李宝善写信，郑重地表达了去援疆的坚定决心。

    朱铁志心里明白，田百春下了决心，拦不住了。

    援疆圆梦

    2011年8月，田百春梦想成真。

    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援疆干部，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机关报兵团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分管报纸改版、发行、广告工作。

    从繁华的香港来到偏远的新疆，田百春犹如一个战士。他奔波的脚步不曾停留，他的认真严谨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报纸改版，他强调：“深度报道，要策划先行，打有准备之仗。”

    “走基层的稿子虽然短、小、快，但立意要高，可以做深、做透、做广。”

    到兵团不到两个月，他就发表了近6000字的长篇通讯《回望天山——一位将军的兵团情怀》。这篇报道以一位将军的视角，回顾和提炼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开篇而诞生的兵团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他写道：“兵团精神的存在，代表的是一种正气，而正气本身是有感召力的。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我们生活好了，但兵团精神丢不得。”

    文章刊出后，屯垦戍边事业第一代战士、兵团原副政委李书卷给予高度赞赏。他热情邀请田百春到自己家里做客，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位不简单的军垦“新兵”。

    仅仅4个月，田百春的足迹遍布兵团5个师。出差回到房间，一杯水，一个馕，翻阅一堆堆材料，他在灯下奋笔疾书。完成稿件后，他会热情地拿给同事看，谦虚地征求大家意见。4个月里他发表作品超过２万字，平均每个月要写5000字。

    2011年“十一”长假后第一天，田百春就来到办公室。同事问他：“听说你女儿要高考了，怎么没有多陪女儿几天？”

    他说：“报社人手紧，任务重，大家手头上都有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不在，就会增加别人的工作量。”

    他就是这样，总是为别人考虑。其实作为父亲，田百春怎能不惦记女儿呢！在基层采访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女儿的学习情况，还通过电子邮件给女儿讲解习题。

    在求是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于波眼中，田百春是一个顾家的人。“我们俩的孩子差不多大，他教育女儿总是以商量的语气，透着慈祥。”于波说，“只是他知道，家庭之外还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没有人要求我们别离妻子、远赴他乡，我们主动申请，甚至竞争上岗，千里迢迢来到这遥远的地方，只是因为，一个使命在心中激荡。”

    这是田百春创作的配乐诗朗诵《我们来援疆》。援疆干部们喜欢互称“援友”，2012年元旦的援疆干部迎新年晚会上，这首诗被搬上舞台，一时间在“援友”中广为流传。

    家国大爱

    田百春的病早有迹象。

    兵团日报社办公室主任刘江，经常听到田百春咳嗽；工作人员清理办公室，常常发现田百春的废纸篓里有带血丝的纸团。大家劝他去医院好好检查，他总说没事，就是感冒咳嗽。

    有一次感觉实在不行了，田百春才告诉刘江，兵团医院发现他肺部有阴影，情况不是很好，医生要他必须回北京检查。

    兵团日报社决定让田百春回北京治病。田百春于是给求是杂志社人事部主任荣琪拨了一个电话，讲明了情况以后，他问：“你说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我心里真是非常难受。我对他说，身体是第一位的，北京的医疗条件比新疆好，你赶紧回来查一下，如果查实没事儿，你再回去。”荣琪回忆说。

    其实那时候，兵团医院已经基本确诊，田百春患的是肺癌晚期。

    2012年1月12日，田百春一下飞机就被送进了医院。在家家户户迎接春节的日子里，妻子等来的却是丈夫患重病住院的消息。

    病房里的田百春乐观得可爱。医生想把他支开，叫家属来看片子，他却说：“就在这里看，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

    癌细胞包围了血管，不能手术。他笑道：“我已经学会了和癌症交朋友，学会了和它共存共生。”

    有一次荣琪来看望，刚做完化疗的田百春竟开起了玩笑：“你看，刚理完头发，成光头了！”

    身在病房，他的心却惦记着新疆，惦记着兵团，似乎压根儿就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兵团日报社来人看他，他反复叮嘱：报纸改版后应开设援疆专栏，发挥党报的优势；求是杂志社的老朋友来探望，他滔滔不绝谈起在兵团采访的见闻，让大家提意见；人们给他捐钱治病，他一转身就买了3部照相机、5支录音笔，托人带给兵团日报社，改善记者的采访条件……就连医生都说，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好得超出预期。

    “田百春，你在援疆楼的房间已清扫干净，你交代的几大摞书也打包好了，我们在等你啊！”“援友”们常常捎去问候。

    田百春紧紧握住“援友”的手：“我很想念援疆的战友们，转告大家，我一定会回去，我觉得在兵团日报社还能做很多事儿。”

    母子连心。田百春病重的消息传回老家，老母亲一病不起，2012年11月去世。怕影响他治病，家人想方设法瞒着他这件事。仿佛有心灵感应，2013年春节，孝顺的田百春执意要回老家一趟，谁都拉不住。寒风中，他在母亲的坟上坐了很久……

    春节过后回到北京，田百春的病情急转直下，总是咳血、喘不上气。看着闻讯而来的老朋友朱铁志，他支开家人，喘着粗气交代了几件事。他说，生病以来各级组织和单位给予了我无限的关爱，表示感谢；他还说，一旦自己不在了，希望一切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追思会，不给单位添麻烦；他还郑重提出，自己的很多器官都不行了，但角膜可能还是好的，希望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3月20日，春分，北京大雪。

    这天上午，朱铁志把田百春的妻子梁文欣约到办公室，谈了田百春捐献角膜的事。临走，他再三嘱咐，一旦田百春不行了，一定要告诉单位，“不要自己硬扛”。

    没等到办理捐献角膜的手续，就在这天夜里，田百春的病急剧恶化。3月21日凌晨5点，他永远地离开了。

    朱铁志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两天以后。梁文欣和家人默默地办完了后事，才给朱铁志发了一个短信。正如田百春生前希望的那样，没有给单位添麻烦。

    这些年，朱铁志送走过求是杂志社退休的老同志，看到他们安详地离去，他心里很欣慰。“但小田这个事儿，我没做到。同事一场，最后都没有送他一程。”

    按照遗愿，田百春和他的岳父岳母葬在了一起。“有生之年没有好好陪老人家，走了之后就陪陪他们吧。”这是他对妻子的交代。

    2013年的春天，田百春失约了。

    这个学历史出身的人，把心交给了梦想，把生命托付给了事业。他对祖国边疆的痴迷，成了一种执著，一种追求，一种力量，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豁达与大爱。（本报记者 王逸吟 王 瑟 洪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