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眼光”

    “眼光”要高远、深入、贴切。记者不注意“眼光的提高”，是很大的失策。眼观六路和管中窥豹，目光如炬和目光如豆，高识远见和短见拙识，不同眼光差别巨大。鲁迅极为注意看问题的“眼光”要新、要深，不断在实践中磨炼自己的“眼光”。

    鲁迅的写作有一种“眼光”。他为什么写，怎样写，切入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常常具有与众不同的迷人魅力，在平凡中见到博大，在简约里感到精炼，在丰富中看到光彩。

“眼光”种种

    一是从对比中得出的“眼光”。在一篇杂文中鲁迅提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是从中国100多年来受欺负被侵略的对比中得出的，是“放出眼光”的一种缩影。

    二是用“耳朵”听出来的。鲁迅不仅用眼看，而且用感觉得出“眼光”。他写的一首诗也“听”到了无声的高远境地。

无 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在看似没有声响中“听”出了一片“隆隆的雷声”，“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个“眼光”含有深刻的辩证内容，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三是从其他学科里延伸出来的“眼光”。“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这种善于解剖、深入解剖的“眼光”是从医学解剖学中延伸得出的。

    四是从形象概括得出的一种“眼光”。鲁迅曾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孙传芳是中国的军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这样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已为鲁迅熟知，他又进行概括，并加进自己的思想，提炼出富有辩证的思想。

    五是用改革的“眼光”观察。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编者注：现译为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他认为，应该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

    六是从世界和中国大局来放开“眼光”。鲁迅认为，“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准风月谈·黄祸》）

“眼光”在历练中生成

    “眼光”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鲁迅说：“施针贬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热风》）但一个人的远大“眼光”并不是天生就有，必须从小事练习，逐步进行。

    鲁迅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这是具体练习“眼光”的实例，要能够自己驾驭。

    要历练观察力。鲁迅说：“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而已集》）这就要读有用的书，指导性强的书，鲁迅称之为“基本的书”，这是提高“眼光”的一个重要方面。

“眼光”要集中

    “眼光”要“聚光”，不要“散光”，“散光必然模糊不清”。鲁迅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注意选择有力量的“短语”，使写作能够“聚光”。

    1931年12月18日，国民党政府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中说：东北大学等大学请愿结果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鲁迅抓住“友邦惊诧”四个字突出、集中地进行论述，有力量，有深度。

    《“友邦惊诧”论》这篇文章采取了对比手法，先以短语谈了三个“不惊诧”:“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接着又排炮似的用了三个“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这样，把“眼光”高度集中，不“散光”，十分强烈。

“眼光”要“综合性地糅合”

    1925年鲁迅写过一篇《灯下漫笔》，看起来是漫谈，实际包含了丰富内涵。文章从袁世凯称帝，蔡松坡走出北京，到云南发起起义说起。当时，北京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鲁迅当时“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到处打听，钞票折价换到现银有没有“行市”，后来终于有了，开始是六折几，鲁迅赶紧去卖了一半，后又涨到七折，他高兴地全去换了现银。

    鲁迅说：“但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这就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进行“综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眼光”，是深入到社会内部又激发力量的一种“眼光”。

    （作者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